胡忠（1902—1991），香港的士商人、知名慈善家。生于香港薄扶林村，祖籍花东镇阳升村。1921年开始，当出租车和货车司机。1940年初，拥有40多辆的士。1960年，成为香港的士大王，的士占有全香港总数50%，并开始投资房地产，成为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和大宝地产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捐资兴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保良局胡忠中学、花都区胡忠医院、花东镇桑梓大道等。1988年10月，被广州市政府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其子胡文瀚、胡应湘，为香港工商和地产界著名人物。1991年7月3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89岁。

        胡忠的父亲胡社生和母亲刘洁很早就离乡到香港薄扶林村养猪，所以确切来说，他出生在一个猪农家庭。父母节衣缩食，供他读书。他呢，颇有天赋，英文相当好。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乃至香港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加之家庭状况非常恶劣，胡忠只好辍学回家帮助养猪。在他19岁的时候，父亲因贫困而病逝，他不得不挑起了家庭的担子。

        每天早上5点钟胡忠就起床，从家里步行到西区或中区搬运喂猪饲料，每次来回一个多小时。他肩上担着120斤的饲料，每天要走两趟，途中多是崎岖不平的小路。那种艰辛，只有他自己才有深刻体会。后来，胡忠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这样说：“在冬天还觉好受些，到炎热的暑天，汗流浃背，兼要挨上斜路。那种辛苦处，真不是为外人所道，只有硬着头皮，忍着辛苦挨下去。”

        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每月扣除成本，收入也有四五十元。就是这段养猪场的经历，使胡忠感受了人生的艰辛，也使他看到了人生的前途。

        三年后，他不仅还完了父亲生前欠下的债务，而且有了500元的积蓄。这是他掘到的第一桶金。

        1924年，胡忠把养猪场交给母亲和妻子打理，准备自己出去闯天下。他报名参加当时香港唯一一家的士公司——红边的士学习驾驶。经过三个月的勤学苦练，他考取了车牌。从此，开始了以开出租车、货车谋生的生涯。

        胡忠开车主要跑九龙区。为了多赚点钱，他不怕辛苦，常常兼开夜班。一个月下来，还能多挣一百元。不料好景不长，由于当时的香港经济十分萧条，第二年，红边的士就关门了。他失业了。幸亏他的驾驶技术过硬，很快就得到了在政府工务局开运泥车的机会。

        胡忠靠技术和节俭，赚了点钱。次年，他拿出身上仅有的450元钱，一位朋友出资150元，再以每位150元包考车牌的学费，招收了四名学徒。他用这些钱，以供车的形式买了一辆价值2000元的佳士拿房车。就这样，开始了自行经营红牌车的业务。这是他掘到的第二桶金。

        起初，他和合伙人分别驾驶。他很能吃苦，早上五点钟至七点钟，教学徒开车。稍稍休息后，就回公司上班，驾驶货车，晚上又要驾驶红牌的士。每天工作差不多18个小时。除了生活开支和保养费用外，每月还能有二三百元的收入。购汽车的余款还清了。

        就在日子稍有盼头的时候，一个大亨投资的士公司，加上政府对红牌车管制更严，生意一下子跌了下来。合伙人要求退股。胡忠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只好把车卖掉。他的第一次老板生涯就这样悲壮结束了。

        几个月的清闲生活，使他感到再也不能消沉下去。难道就这样被困难吓倒了？不！他胡忠不是这样的人。

        胡忠决定东山再起。1927年，他拿出1000元钱，再次买了一辆佳士拿二手汽车，第二次经营红牌车业务，并自己亲自驾驶。经过三个月的打拼，生意有起色。他将赚的钱再买了一辆二手车，并聘请一名司机开车。

        他注重诚信，注重服务质量，注重安全经营，从不以熟相欺。因而在同行业内信誉良好，业务也越来越多，生意兴隆起来。

        不久，有一位印度车主想回国发展，凭着对胡忠诚信经营的良好印象，在不要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将两辆红牌车让给胡忠。胡忠又聘请这位印度人当司机，这人开了两年才回国。回国前，还将亲戚的四辆车以先交车后付款的优惠条件，让给胡忠。胡忠一下子拥有了八辆红牌车，业务得到迅速发展。有人开他玩笑：“大概胡忠捡到花旗纸（即美金）吧！”这个笑话越传越远，越传越离谱，以至于真的有人怀疑他走了好运。

        有一次，胡忠开车到中区等候客人，一位不认识他的客人向他问起这件事，还有板有眼地说，胡忠为避风声，已经跑到广州去了。胡忠觉得好笑，当即对客人说，“我就是胡忠，如果靠捡到花旗纸起家，现在我就不会自己开车了！”

        胡忠就是依靠勤劳，依靠头脑，依靠诚信而发家致富的。以后，生意越做越大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拥有的的士已占香港的士总数的一半左右，成为香港名符其实的“的士大王”，连香港政府都要租借他的白牌车。

（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