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烈（1903—1969），原名王殿卓，曾用名王蔚垣、曾卫文、王昭元、王煜庭。现花东镇九湖村人。花县早期的共产党员和广东农民运动领导人。出生于一个农家，因家贫失学，先后在花县天和圩、平山圩、南海横江圩打工为生，并从师学习中医。1925年6月，参加省港大罢工，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队工作。旋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中央农民部派往北江一带任特派员兼任中共英德县支部书记。花县解放后，历任天长乡副乡长、二区副区长、四区秘书、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县中医协会主任、花东卫生院院长，县、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6月含冤去世，终年66岁。

        1925年9月，由陈道周介绍，王承烈考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第五届学员，当时用的名字叫王蔚垣。

        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地址在广州东皋大道一号。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毕业后的学员，成为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坚力量，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讲习所以国民党的名义举办由共产党人主持。第五届主任为彭湃，教员有彭湃（兼）、毛泽东、罗绮园、阮啸仙、谭平山、鲍罗廷、马也夫等。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国农民运动著名的领袖，彭湃、阮啸仙等人还多次到花县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这一届学生组织十分严密，学习内容安排很紧，不足三个月时间，要学完本党主义的灌输、国民革命的基础知识、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集合结社宣传的训练等内容。讲习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讲习所的纪律非常严格，一切都以军训方法管理，要求把学生培养成为“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

        在那学习期间，王承烈勤奋好学，对教员讲课内容或演讲都作了详细记录。是年秋，彭湃在市教育局作题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的演讲，他作了详细笔记，并保存下来。一直被保存到现在。

        他们曾到石井兵工厂参观考察，进行实弹射击；北上韶关，参加曲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调查该处农民的状况。这些活动使王承烈对农民运动的重大意义和开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赖玉润、陈道周介绍，王承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开展革命工作的需要，还由陈道周介绍参加了国民党。

        1925年12月8日，王承烈毕业，结束了在广州农讲所的日子。

        1925年12月，王承烈由农民部委派，担任中央农民部二等特派员，到粤北英德县开展农运工作。

        他一到英德，便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支部，并担任中共英德县支部书记。

        1926年4月，彭湃觉得王承烈工作能力强，便抽调他到韶关省农民部北江办事处工作，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分工负责英德农运工作。同年8月，花县反动民团猖狂进攻杨村农会，农民兄弟跑到广州向省农会请愿，请求派人调解。当时省政府派了一营军队，彭湃等省农会领导与总司令部的伍观淇等组成调解委员会来花县调解。适值王承烈、王岳峰因公返广州，彭湃知道他们是花县人，立即叫他们一起来花县参与调解。

        1927年4月15日，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军阀也在广州等地把屠刀砍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中共北江特委领导下，英德人民决定武装自卫。

        4月16日，英德武装暴动。农军战士出其不意，攻入了县政府，并缴获了县府大印。王承烈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工农兵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英德苏维埃政府，选举刘裕光为主席，并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坚决实行武装自卫。接着铁路工人赤卫队以及清远、英德大部分农军按照上级的指示前往韶关集中。

        4月18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反扑，留守农军寡不敌众，由刘裕光带领撤往英东。同年5月，北江农军（包括英德、曲江、仁化、乐昌等县农军）以及北江农军学校学员1200多人，由北江特委罗绮园率领下，北上湖南，王承烈任中队训育员。谁知，队伍抵达耒阳时，被敌军冲散。王承烈带领伤病员数人，化装绕道连县、阳山、清远潜回广州。其时，广州起义正在酝酿，会议在芳村某桃园进行，会议由张太雷主持。王承烈出席了会议。会后，省委派王承烈返回英德，秘密组织工农群众破坏铁路，响应广州起义。王承烈赶回英德后，立即组织农会会员和铁路工人趁黑夜之际，在黎洞火车站附近拆去铁轨螺丝多处，使敌人由曲江开往广州的军用列车出轨，火车头掉落北江河内，有力地支援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花县国民党反动派和花县平山、象山的反动地主民团沆瀣一气，残酷地镇压花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王承烈的家早被拆毁，被洗劫一空，反动派还下令通缉他。但这一切，都没有吓倒王承烈。他依然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28年初，省委通知他到香港去汇报工作。这时，广东省委已迁香港九龙义皇台。省委考虑到当前斗争的需要，仍派遣他回英德工作。

        王承烈返抵广州后，由广州乘火车返英德。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改乘货车。当列车抵达花县新街站后，被英德站路警黄某发觉，黄一人不敢下手，便去找人协助。王承烈趁此机会，在火车未到乐同站时，迅速跳车，步行返公益村教堂，找到当时花县地下党组织。此时，正值花县地下党组织讨论如何惩处罗洞村农会会员卢炽林私吞公款的问题，他建议必须将卢炽林尽快处决，以免后患。但有些同志却认为“这时不可自相残杀，放他回家，谅他不敢作恶”，而没接受这一正确意见。王承烈反复提醒大家，如不处决卢炽林，他投敌报案，我们怎么办？但这一建议仍未引起大家的注意。最后，王承烈提出，如要放卢炽林，我们的机关一定要转移。于是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打算搬到横谭张耀东家去。但因临近年关，只得推迟到春节后。事情果不出所料，卢炽林叛变了。1928年农历正月二十日深夜，卢炽林带领一营保警，悄悄包围了公益村，花县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花县“公益事件”。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鉴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党组织要求各位党员同志一边寻找工作维持生活，一边为党工作。这时，国民党公开登报通缉王承烈，香港《工商日报》第一版大字标题登载着：“通缉清远共产党首领王蔚垣。”不久，又刊出通缉令：“通缉北江红军总指挥王蔚垣。”英德没法去了，花县又无家可归。怎么办？他遵照党的“自找工作”的指示，乃于1928年春，只身到马来西亚大姐处，一面行医为生，一面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在马来西亚21年，王承烈当过小贩，做过私塾教师，挂牌行医，开设过中药铺。他对中医很感兴趣，尤喜钻研妇儿科，虚心向名医学习。他的医术，在马来西亚司南马埠的医学界有一定的声誉，深得当地人的称许。

        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马来西亚。次年2月，全境沦陷，马来西亚共产党号召人民奋起反抗。王承烈参加马来西亚人民的抗日斗争。他不怕险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积极宣传抗日，秘密组织群众，暗中筹粮募捐支援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他为马来西亚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努力。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他被推举为司南马埠橡胶工人工会名誉主席。接着，又为争取马来西亚人民早日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同英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48年6月，英当局颁布所谓“紧急法令”，宣布马来西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大肆逮捕进步人士，王承烈被扣上“马共分子”的罪名而被捕入狱。据关押在同一间牢房内的李伯光说：“在英国人的监狱中，王承烈同志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虽然身在牢笼，却心系革命，他坚信人剥削人的旧社会制度必将被推翻，社会主义新社会必将在全世界建立。所以，他经常表示，将来释放出狱也好，或被驱逐出境也好，要顶狂风，冒暴雨，继续努力向前进，誓死为祖国解放事业而献终身。”

        1949年6月，王承烈被马来西亚英国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他找到了党组织，立即投入到祖国的解放斗争中去，实践了他在狱中的诺言。

（胡文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