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宝宸（1881—1924），现新华街马溪村人。出生于一个农家。1909年，参加同盟会番花分会，入选“选锋队”（敢死队）。1911年3月29日，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攻打两广总督府。失败后，携妻子逃往泰国。1913年秋，参加孙中山、朱执信策划的广东讨龙（济川）反袁（世凯）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举家迁到广州郊区芳村，靠租种果园土地为生。1924年夏，在彭湃、阮啸仙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组织农民协会，减租斗争。同年７月，组织召开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会议，并被选为执行委员长。同年，为争取农民享有选举权，组织发动广州市郊农民请愿和示威游行。同年12月13日，惨遭暗杀，时年43岁。
林宝宸一家十一口，在招村北外围租了七八亩果园地，每年要交两千多斤地租谷。此外，还要缴纳土豪劣绅勒收的禾费、龙船费、醮金、保护费、鸭埠谷等苛捐杂税。林宝宸一家长年累月辛勤劳动，好不容易在租来的耕地上盖了一间小屋，也遭到地主反对，被迫拆掉。1923年前后，招村一带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可是，地主阶级及其反动武装，对农民的压榨却有增无减。林宝宸意识到农民不联合起来，就无力反抗压迫者。于是，他开始在冲口、招村、联合围一带的农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并找到花县老乡谭康、黄佳，共商筹建农会大计。他们三人原来都是外地人，都有一批农民朋友。林宝宸提议：“目前工人有工会，我们农民应该联合起来组织农会。”他的主张得到谭康、黄佳的赞同，决定以堂为基础，分头发动群众，并写信给附近各乡农民，吁请共同行动。
1924年夏天，林宝宸结识了彭湃、阮啸仙等共产党人。林宝宸向他们汇报联合围一带农民的悲惨处境以及准备组织农会的情况，请求给予指导和帮助。彭湃很赞赏林宝宸的热情和勇气，鼓励他大胆搞下去，同时向他传授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和经验，并表示要亲自到联合围去帮助建立农会。
林宝宸回乡后，进行农会成立的筹备工作，经常活动到深夜，召集积极分子商量。彭湃、阮啸仙、何友逖等多次参加他们的会议，给予具体指示。
经过林宝宸等人的积极宣传鼓动，芳村、花地、涌口、招村、联合围一带的农民，觉悟受到启发，纷纷报名参加农会，会员人数很快由筹备时的十多人增加到一百多人。
1924年7月，林宝宸在芳村谢家祠组织召开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成立会。参加大会的除本会会员外，还有附近各乡以至花县等县的农民代表。彭湃、阮啸仙等广东农运领袖也亲自参加大会，还发表演讲。林宝宸当选为农会执行委员长。
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是市郊第一个农会，它的成立标志着郊区农民运动开始进入有农会组织、有党的领导的新阶段。农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拒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果。短短几个月内，农民入会人数猛增到上千户，会员遍及崇文两堡24乡，农民自卫军也随之建立起来。它对整个广州市郊农民运动的开展，起着先导和推动作用。
林宝宸不仅善于为农民争取经济利益，而且也注意争取政治权利。1924年，正值广州市选举市长。当局规定工会、商会、教育会等各团体才有选举权，唯独农会没有。林宝宸对此非常气愤，毅然领导农民力争参选权。他组织发动了“广州市郊农民协会力争市长选举权”的请愿和示威游行活动，并亲自扛着农会大旗，走在最前面，带领队伍进入广州市内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得到工人、学生和其他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于12月1日发表了《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的文章，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指出：“今兹市长选举，广州市管辖中之数十万农民，更被摈为‘化外’……市郊农民协会因是请政府修改市选条例，而政府竟公然批答：‘市选行政事宜与农民关系较少，选举条例颁布已久，现在不便更改。’”政府无视重租繁税出之于农民的事实，竟然剥夺农民选举权，这是“重违党义破坏民治”的行为。
在农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各界群众的同情下，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林宝宸平日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如农友有难，他总是挺身而出。
林宝宸组织农会的举动，遭到彭础立等土豪劣绅的反对。他们派出民团到处抓人，林宝宸一点都不畏惧，仍然坚持斗争。一天，他正在利生园干活，几个民团朝他大摇大摆走过来。他预料到对方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便对着他们大喊：“你们要来抓人么？快回去！你们敢来，我跟你们一命搏一命！”这突如其来的喊声真的吓住了这伙欺软怕硬的狗腿子。他们知道林宝宸会些武功，拳脚了得，谁也不敢上前去招惹他，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有一次，联团总局局长彭础立把谭康（谭秉康）、黄佳两个农民抓去，押解到番禺县政府。林宝宸知道后，设法营救。他采取智取，利用县长汪宗准外出赴宴之机，跑到县政府大门口，对着里面故意说：“我是谭秉炽，是谭平山部长（中共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之侄。令尊翁答应释放谭秉康、黄佳，为什么至今不执行？谭部长特叫我来追问，叫令尊翁马上办此事。”县长汪宗准的儿子犹豫一会，就叫秘书把两人放了。
又有一次，桂军把市郊的十多个农民抓去当兵，他们的家属找到林宝宸。他知道后立即赶到粤汉铁路车站，假借革命政府大本营的名义，拿出名单要押车的军官放人。火车厢里那么多人，那个军官不耐烦了，便说，你自己进去找吧。林宝宸迅速跑进车厢，把被抓的十多个农民救了回来。
1924年夏天，林宝宸搭乘小艇过珠江时，突遇一个妇女溺水，他二话没说，马上跳进江里把她救起来，并送她回家。就是通过这个妇女的亲戚的介绍，林宝宸认识了久仰大名的彭湃、阮啸仙等共产党人。他正为筹建农会，因缺乏经验而发愁，想不到这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很快找到了共产党人，见到了农民运动的领导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联团总局局长彭础立对林宝宸的革命行动是恨之入骨，但又无奈。先是派人把林宝宸请来，对他说：“你们组织农会，我们并不反对，但你们还是要交禾更费（旧时以稻谷代替差役的一种赋税）。不要犯拒缴禾更费的罪名。你在农会里边担任职务，可以与我们合作，我们不会亏待你。”林宝宸听后冷笑道：“只要你们不收禾更费和其他苛捐杂税，不欺压农民，我们的农会也可以与你们合作。”说得彭础立一时无言以对。事后，彭础立怀恨在心，扬言“不杀林宝宸，无以灭农会”。林宝宸听到后便慨然地说：“我决心为农民献身，我即使死了，农会还是会大发展的。”他不顾个人安危，领导农民群众到省政府请愿，要求撤销联团总局勒收的禾更费和加抽的苛捐杂税。这下，彭础立恼羞成怒，决定拿出巨款收买凶手杀害林宝宸。
1924年12月13日下午，林宝宸正准备到一个农民兄弟家去喝喜酒，刚走出家门二十来米，凶手从后面跟上来，叫喊道：“林宝宸，彭局长叫你去总局开会。”随后，一排子弹打在他的身上。林宝宸喊出了最后一句话：“农民兄弟，我死了，你们也不要交禾更！”他身中９弹，壮烈牺牲。凶手是联团总局稽查招池、招铎两个人。
彭湃闻讯后，抱尸痛哭：“我失去了一只左手！”1925年8月12日，为林宝宸烈士举行了公葬，并葬于红花岗。
（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