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1822—1864），字益谦，号吉甫。花县（今花都区）官禄村人（今大村），洪秀全族弟。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期主要领导者，“拜上帝会”创始人之一。金田起义后曾被捕，脱险后转至香港。清咸丰九年（1859）4月辗转至天京，5月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提出政治纲领《资政新篇》，主张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因客观条件限制，最终没有实施。后策划和组织了东征和西征。洪秀全死后，辅佐幼天王。清同治三年（1864）7月，天京陷落。与幼天王辗转于皖浙赣边界，拟与侍王李世贤会合。10月兵败石城，与幼天王等相继被俘，11月23日于南昌就义。

        古语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寒窗苦读、金榜题名是古代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必由之路。洪仁玕与洪秀全在科举道路上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也是屡次应试落第，无奈只能在花县乡下和附近的清远开馆授徒，以塾师为谋生职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仅21岁的洪仁玕协助洪秀全创立了中西合璧的“拜上帝会”，从此踏上了与旧文化彻底决裂、向封建统治者叫板造反的革命道路。

        由于洪秀全和洪仁玕不崇拜偶像，又捣毁了塾中的孔子牌位，被封建士绅斥为“大逆不道”，解除其塾师资格。洪秀全决心出外传教，开展革命活动。洪仁玕因受家人阻止未得同行，只得来到清远县谷岭其亲戚家，一边教书，一边宣传教义，数年内发展了教徒五六十人。咸丰元年（1851）初太平军揭竿而起时，洪仁玕尚在广东老家“传教”，洪秀全派人到花县接应他去广西襄赞大计。但双方失之交臂，洪仁玕只身来到广西时却没有找到起义军，又暗中回到故里。

        咸丰二年（1852）春天，洪秀全再次派人寻找自己的族弟。缺乏经验的洪仁玕与接应他的专使却策划在广东起事，发动几百名当地洪姓和冯姓族人呼应广西的行动，试图在广东也开创出一片新天地。但因消息泄露致使起义流产，数以百计的起义者遭到捕杀，洪仁玕也被官府擒获，后设法挣脱绳索，星夜潜逃，洪仁玕投奔太平军的计划一再受挫。就这样，洪仁玕阴差阳错地脱离了起义大军，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洪流之外漂泊了整整八年之后才正式归队。

        咸丰二年（1852）暮春，洪仁玕逃到香港，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避难所。洪仁玕以基督徒和政治难民的身份，讲述了洪秀全发动太平军起义的前因后果，引起了韩山文的极大兴趣，他认为基督教正在中国发生着革命性的深刻影响，于是激情澎湃地用英文撰写了《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成为记载洪秀全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文献，也是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向国际社会介绍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早的第一手资料。

        咸丰四年（1854）春，洪仁玕得到韩山文的资助从香港抵上海，想由上海前往天京，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只因当时苏、杭二州为清军控制，而洋人又不肯协助送往，未得成行。乃留在上海洋馆“墨海书院”学习天文、历史、数学。是年冬，返回香港。在返港归途中，风满征帆，潮声汹涌，烟波浩渺。眼前的情景勾起洪仁玕对太平天国的怀念，遥想太平军将士在广阔的疆场上同清军作殊死战斗，不禁浮想联翩，心驰神往。在舟上，他吟诗一首，以抒情怀：

        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

        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

        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

        四日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

        诗歌表达了洪仁玕虽屡经挫折但仍矢志不渝的信念和抱负以及向往火热的斗争生活的急切心情，洋溢着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的热情歌颂和赞美以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必胜信念。

        返港后，洪仁玕加入了伦敦布道会，参与伦敦会的各种传教活动。在这期间，他努力学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等科技知识，研究美英等国的政治制度，探究他们比中国富强的原因，了解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为他以后制定《资政新篇》奠定了基础。

        洪仁玕虽然身在香港，远离内地交战双方的殊死搏斗，但他从未打消过投效太平军的念头，仍然时时挂念着族兄洪秀全。他曾与中国第一位留美毕业生容闳会晤，向其表示，希望他日能在天京再次相见。洪仁玕在洋人牧师面前也曾流露出这一念头，但遭到劝阻，牧师“劝告他不要与叛军有任何瓜葛，并说他应当为已经摆脱牵连而感到庆幸，要他安静地留在香港做名布道师”。

        咸丰九年（1859）春，再度北上的历史机遇终于来临，时逢母亲病逝，洪仁玕借“为子道终”的机会，在热心的教会安排下，又一次离开香港，不避艰险，动身前往天京。行前，洪仁玕即兴创作了《香港饯别》一诗，以明心志：

        枕边惊听雁南征，起视风帆两岸明；

        未挈琵琶挥别调，聊将诗句壮行旌；

        意深春草波生色，地隔关山雁有情；

        把袖挥舟尔莫顾，英雄从此任纵横。

        洪仁玕以“英雄”自况，希望自己从此摆脱羁绊，驰骋纵横。他吟诵着“英雄从此任纵横”，以满怀豪迈激情，离开了香港，走上征途，从广州经南雄，过梅岭，到江西饶州，又从饶州到湖北黄梅县。他化装成一名岭南商人，通过了湘军的封锁线和严密的防区，抵达了太平天国管制下苏皖边界，由太平军一支守备队辗转护送前往天京。洪仁玕从咸丰八年（1858）5月动身，在经历了11个月，途经粤、赣、鄂、皖、苏等数省的艰难跋涉后，于咸丰九年（1859）4月22日终于行抵天京，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洪仁玕到达天京之时，正值杨韦事变和石达开出走之后，太平天国出现了“朝中无将，国中无人”的严重局面，天朝国势由盛变衰。因此，洪秀全与洪仁玕在这样的背景下契阔重逢，“彼此悲喜交集”。洪秀全正苦于朝中无人办事，在询问了洪仁玕流亡香港等地的经历后，见其见识甚广，才学异常，不禁大加赞赏，不到二十天就封他为“干王”和“精忠军师”，让他“总理朝纲”，主持国政，并宣布一切“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被委以重任后，冀盼一展宏图的洪仁玕不辱使命，凭借自己在香港的丰厚积累与长期思考，一挥而就地完成了万言治国方略《资政新篇》，尽情展示了一代精英的思想光芒和政治抱负，为他筚路蓝缕的奋斗史上添上精彩的一笔。

        《资政新篇》所勾勒的是一个崭新的近代化纲领，它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法制、外交、社会习俗、新闻邮政、文化教育等。尤其是提出了依法治国、合理用人、创办报纸和设立意见箱等一系列廉政措施，他主张治国先必立政，而立政的关键是立法和用人得当，“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特别强调立法后要严格依据法律办事，“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大经，而尤为今兹万不容已之急务”，用人要坚持“以德为本”、“才德兼备”的原则；主张创办报纸和设意见箱，允许民众自由发表意见，发挥社会舆论作用，使“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和“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去除“禁朋党之弊”，达到“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的目的。洪仁玕的这些廉政措施，对廉洁太平天国政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编》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正如代表西方历史学家主流观点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评价洪仁玕思想价值时所表述的：“他除神学以外，还探讨了西方的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太平军人物中受教育最广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

        同治二年（1863）12月，天京危急。洪秀全预立遗诏，嘱洪仁玕赞襄内外，扶助幼天王。值此非常时刻，洪秀全在决定将自己的身后之事嘱托给何人时一定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他最终在满朝文武中选择了洪仁玕，既表明了他对洪仁玕的信任，同时也是对洪仁玕才干的一种肯定。同治三年（1864）7月天京陷落后，幼天王洪天贵在李秀成的保护下冲出天京，突围时被冲散。当幼主一行逃到溧水东坝时，身负顾命重任的洪仁玕从广德赶来相会，并迎幼主入皖至广德。在随部队转战中，10月9日到达江西、福建交界地区的石城杨家牌，突然遭到敌人夜袭，部队在混乱中溃散，洪仁玕和幼主等先后被俘。洪仁玕被俘后坚强不屈，以文天祥的气节自谓，在“自述”中痛斥侵略者的罪行，指出“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 他表示深深自责，“吾思人生天地间，忠孝二字必尽其一，方可成人。吾既不能尽孝，今又不能尽忠，上负老天王之托，又致幼天王存亡未卜，下不能节制众王，有何颜面偷生片刻乎？”抱定杀身成仁的信念。就义前，洪仁玕慷慨悲歌，吟诗寄意：

        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

        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

        这首诗表现了洪仁玕视死如归的坚贞气节和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崇高信念。在同治三年（1864）11月23日这个寒风萧瑟的冬日，洪仁玕带着未竟的心愿，抱着无穷的遗憾，被刽子手活剐至死。他以正值英年的生命，实践了自己“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誓言。

（卢福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