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强（1898—1927），又名名建、建元，现花山镇两龙村人。生于小商人家庭。中国农民运动早期先驱者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受进步人士的影响，开始回乡参加革命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家乡领导农民群众与土豪劣绅进行殊死的斗争。1927年被叛徒出卖后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后被敌人残酷杀害，年仅29岁。

        刘伯强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子四人只好依靠祖父的支持而过日子。正是这种不幸的家庭环境，练就了他自立好强、勤奋好学的个性。

        刘伯强15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一中（即广雅中学）。在此期间，他利用课余之暇，博览群书，特别是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后，十分向往俄国的十月革命，常与一些进步学生探讨人生。他曾对人谈到：要想推翻黑暗的旧社会，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不仅需要马列主义指导，还要千千万万不怕牺牲的有志之士长期奋战，才能成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刘伯强主动回到花县宣传爱国思想，发动学生、店员、商人进行罢课、罢工、罢市的斗争，这些爱国行动，使花县当局大为震动。为了进一步实现心中的理想，他在省立一中毕业后，立即回到花县悦贤小学任教，常与黄伯华、卢克文等进步青年来往，谈论国家大事。他在给学生上语文、历史课时，经常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1924年春，刘伯强在共产党员阮啸仙的帮助教育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于革命。伯强来自农村，了解农民，他认为：要动员农民起来革命，必需首先提高他们的觉悟，用进步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在他的倡导下，花县的宝珠岗、元田、九湖、杨村等小学校里，设立了小型图书馆，购置了一批革命书刊和农运宣传资料，公开陈设，让群众和学生公开阅览。还提出用读书班的形式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他的建议得到党组织的采纳。当时花县到处办起农民夜校，对组织农民群众学习，提高阶级觉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24年8月，花县农民协会成立，刘伯强当选为执行委员，1925年初，中共花县党支部成立，他任支部委员。花县农民协会的成立，引起了当地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他们一面成立“地主会”和“民团总局”，并收买土匪、地痞、流氓作为反动派基本力量对付农民群众，为了回击地主阶级的顽固对抗，在秋收期间，伯强和同志们商量决定，以会员集中而组织又较巩固的九湖、杨村为中心，在地主催租时，采用“人家纳多少，我就交多少”的方法对抗交租。从此，农村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和复杂。“地主会”、“民团总局”千方百计悬赏花红收买凶手杀害刘伯强。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革命斗志。1927年2月，刘伯强任中共花县支部书记。他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党的整顿和建设，提高党员素质，培养建党对象，使中共花县支部的党员从原来的十多名发展到四十多名。

        1925年1月，刘伯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花县党部成立大会上，刘伯强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刘伯强任职之后，便经常利用这一特殊身份，积极活跃在花县各农村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5月，时任花县县长的徐式度，为了贪污公款，编造了该县库存公款6000余元查只有1600余元，以款不符为由，强行将刘伯强扣留查办。事发后，在县党部工作的刘绥华等有正义感的同事，把扣留刘伯强事件的始末，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查实，刘伯强事件纯属陷害，不久，徐式度不仅受到监察委员会的训诫处分，还遭到各方的谴责，只好于9月23日释放刘伯强。刘伯强出狱后，不为徐的淫威所屈服，把徐接受花县民团总局局长江侠庵的贿赂，滥用职权，倚仗官势，欺压群众，蓄意破坏农会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1926年4月，徐式度被迫下台，花县人民为打倒贪官拍手称快。

        1927年4月，蒋介石、李济深合流，在广州制造反革命大屠杀。刘伯强在党的指导下，领导花县人民与反动派继续开展殊死的斗争。7月的一天，他到九湖一带农协会布置工作时，在返回家途中被叛徒出卖被捕。刘伯强被捕后，敌人用捆、吊、烤、打多种酷刑摧残他的身体，企图迫使他供出花县革命组织的情况。

        刘伯强坚贞不屈，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敌人一再诱降刘伯强，说只要交出花县共产党员的名单就可免死，刘伯强声色俱厉地严斥叛徒江朗的可耻行径。江朗厚颜无耻地说：“不错，过去我们曾是同学，后来又成了朋友。但是自从你参加共产党以后，你我就成了敌人。只要你回心转意，脱离共产党，我们还是朋友。”刘伯强斥责他说：“我过去有眼无珠，以贼作友。现在明知你是一条狗，如再认你做朋友，我就会猪狗不如。”江朗说：“姓刘的，你跟共产党多年，共产党给了你多少好处，你何必作无谓的牺牲。”刘伯强正气凛然地说：“明白告诉你吧，我们共产党人东奔西走，只是为了农友翻身解放。为人民而死，哪怕粉身碎骨，何足惜也！”敌人听后，恼羞成怒，将刘伯强拖至仙阁后山强行活埋。

（刘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