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彭（1867—1927），原名王应彭。花县花东镇九湖鱼笱庄（即今三凤村）人。爱国华侨，花县农民协会创始人之一，革命英烈。1904年，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除自己带头捐款外，还四处奔走，劝导旅美华侨大力资助革命活动。1922年，与王福三组织九湖村“农民自治会”，领导花县农民运动。1924年4月，成立九湖乡农会，王彭当选为农会委员，并主管农会伙食，为农会无偿地捐献大批粮食和款项，被大家称为“米饭主”。同年10月，当选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10日，为了保卫农会，掩护战友，在王彭楼与敌战斗40多天，抵抗1000多敌人的多次进攻，直至弹尽粮绝，光荣牺牲。

        花东是花县著名的侨乡，从清末开始，不少人为生计所迫，漂洋过海寻找出路。在王彭很小的时候，其父王适宁就前往美国谋生。

        王彭在乡间度过了一段相对宁静的童年时光，八九岁时入读乡中私塾。1883年，刚满16岁的王彭远涉重洋，到美国旧金山打工。在异国他乡，受尽白眼，王彭养成嫉恶如仇、打抱不平的坚毅性格，深得当地华人的尊敬和拥戴。

        1903年12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举办兴中会救国筹饷大会。王彭闻讯马上前往参加。国家沦亡，民族颓败，深深刺激他的心，他拿出自己的血汗钱，和大家一道认购“军需债券”，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孙中山与这个比他只小一岁的广东同乡一见如故，常来常往，相谈甚欢。王彭被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所鼓舞，1904年毅然加入革命团体兴中会，后来多次捐款，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

        与孙中山的这段友谊深深留在王彭记忆中。他珍藏着一张与孙中山的珍贵合影，即使后来返国也把它带在身边，悬挂九湖的家中。

        1916年，也许是落叶归根的信念，年近五旬的王彭离开美国，回到家乡九湖鱼笱庄，即如今的三凤村，建起了一栋居住、防守两用的炮楼式楼房，人称王彭楼。

        阔别家乡数十载，眼前的故乡却民生凋敝，贫困尤甚。王彭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富不仁何时能够铲除，国家贫弱何时能够富强?”

        1920年，同村的王福三提出成立“九湖乡自治会”，旨在“肃清本乡腐败之事”，把农民组织起来，并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主张。这个建议立即得到王彭等人的赞成和大力支持。“自治会”成立时，王彭被选为十名评议委员之一。每逢初一、十五，他均积极到会，参与处理农民争端、调解大小纠纷，以及监督公款收支等乡中事务。他办事认真公道，不徇私情，受到农民的尊敬和信任。

        l923年，广东各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员阮啸仙、黄学增、高恬渡等先后来到花县九湖、推广、元田等乡宣传农民革命思想，引导农民投入反对地主豪绅剥削的斗争。王彭深受影响。他积极参加农运工作，并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1924年4月，九湖乡农会正式成立，王彭被选为农会委员，同时还主管农会伙食。他满腔热情，为农会无偿地捐献了大批粮食和款项，被大家尊称为“米饭主”。同年10月l9日，花县农民协会在九湖王氏宗祠正式成立，王彭被选为县农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看到农民自己的组织在日益壮大，王彭感到由衷的兴奋和激动，“农民终会有出头的一天！”怀着这个信念，他更时常给县农会送粮赠款，鼎力支持。这时候的王彭，已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争取农民利益和解放的农运工作中去了。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农民运动触动土豪劣绅的利益，他们勾结起来进行对抗。1924年10月下旬，反动民团和土匪500余人向县农会所在地九湖乡发动武装进攻。民团的公开挑衅，使王彭深知武装对农会的重要性，便再次捐钱给农会，使农军及时购买到一批枪支子弹。幸亏这些武器，为后来那场可歌可泣的鱼笱庄战斗提供必需的装备。

        王彭楼在建成约10年时，曾经历了农运史上一场著名战斗——鱼笱庄之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花县的反动势力闻风而动。6月9日下午，国民党反动团长李务滋带着十三师第十八团及十师炮兵一连向花县扑来。10日早上，会同反动民团、土匪3000多人向莲塘、九湖、元田等农会发起进攻。其时，适逢王彭六十大寿，准备宴客。听此消息，他立即停止寿宴，准备应战，誓与村庄共存亡。

        农军奋勇抗击，但由于敌强我弱，元田、莲塘、九湖相继失陷。农军主力不得不向上古岭一带撤退。上古岭树高林密，杂草丛生，容易隐蔽。为了大部队的撤退，王彭自告奋勇担任掩护任务，与农军中队长王世根带领农军战士一边与敌人周旋，一边退入王彭大楼坚守。

        王彭楼为四层碉楼，下面的墙基是灰沙钢筋水泥，高约3.6米、厚0.6米，上面墙体是厚实平整的青砖，整个外墙非常坚固。

        这是一场力量极不对等的较量，农军只有十多人，上千人的民团军队把大楼围得如铁桶一般。为攻下王彭楼，民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方法轮番上阵。

        敌人用炮轰。王彭带领农军面对炮火，凭借坚固的楼体，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使民团军队伤亡严重。

        民团见久攻不下，想出一条阴招：火攻。即派士兵冲到楼角，挖地道，埋炸药，或灌“水火油”放火焚楼。这条毒计充分利用了碉楼的结构：因为大楼的四个角是没有枪孔的，墙体上其他枪孔的火力无法到达楼脚。

        见此情形，王彭他们急中生智，找来一把洋钻，在墙体上适当的位置，钻开一个个里阔外窄的隐蔽小孔，敌军向碉楼慢慢爬近，等待他们的是一颗颗从枪膛里射出的子弹。

        敌人又采用挖墙术。红了眼的敌军气急败坏，又生一计，派人绕到大楼背面，搭了一个约二层楼高的竹架，爬上去用十字镐挖墙。然而，此诡计躲不过王彭的眼睛，他发现后，叫来两名农军守候两旁，在墙壁被挖穿的一刹那同时扳机，挖墙之敌当即中弹摔下，一命呜呼！趁敌人混乱之际，农军战士立即用砖把缺口堵死。

        然而，楼内的弹药和食物毕竟有限，坚守了40多天后，农军面临粮尽弹绝的危险。直到有一天黄昏，大雨滂沱，楼外的敌人放松了警戒。农军商量，与其死守，不如趁此机会撤退保存实力。但正门出不去，怎么办？他们见天台上有根大麻绳，灵机一动：在夜色的掩护下，十几个农军战士敏捷地沿着绳子滑下，然后迅速疏散，消失在茫茫夜色中，附近的敌军蒙然不觉。直到第二天，民团再度发起进攻，才惊觉楼内空无一人，懊恼地撤去。

        王彭最后一个撤出碉楼，撤退时不慎从半空摔下，腿部受伤。为不拖累其他兄弟，他吩咐其他人迅速疏散，自己拖着一条伤腿，忍痛连夜赶往李溪连石庄亲戚家，以暂避风险，时机成熟再和家人前往香港。

        然而，连石庄是反动势力集结之处，反动耳目众多，不数日风声走漏，王彭不幸被花县特务队逮捕。

        团匪把他毒打一顿后，残忍地用大铁线将其手脚穿透捆起，用大竹杠抬回凤岭村，在王氏大祠堂前示众3天。敌人的枪托不时落在这位老人的脸上和身上，鲜血从他的头部和手脚上流下来。目睹这惨烈情景的群众莫不伤心难忍，掩面而过。王彭强忍剧痛，对敌人骂不绝口，高呼革命口号。

        7月下旬的一天，敌人把王彭解往迳口岭，把他秘密杀害了。敌人把他的耳朵割下作为领赏的证物，而尸首被分成四大块，弃于山中，惨不忍睹。据当地村民传，有人曾拾王彭遗骨葬在迳口岭，但年代久远，山高林密，荒草蔓延，碑坟不可考。

        “王彭革命，闻名全县，打生打死，苦战终年。身家不要，生命不存，行得革命，死而无怨。革命成功，用血来染，奋斗到底，主义保存。”

        这首歌谣，流传于花县花东九湖一带的乡村，它真实地反映了爱国华侨、革命烈士王彭壮烈的一生，也讴歌了这位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和坚强信念。

        建国后，花县人民政府追认王彭为革命烈士，并将其英名刻于“花县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将弹痕累累的王彭大楼重新修葺，使这座具有传奇色彩的青砖大楼作为革命历史的见证。

（张淼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