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炯堂（1899—1974），原名常炯坤。现新华街道大陵村人。“常炯堂快应茶”的创始人。他为人老实敦厚，勤劳俭朴，早年生活清贫，后来靠卖“快应茶”起家，最兴旺时，“常炯堂快应茶”有十五间分店之多。解放后，“常炯堂快应茶”与“王老吉凉茶”等合并为“广东凉茶”。“常炯堂快应茶”是解放前后两广地区乃至东南亚一带比较知名的凉茶品牌，它以经济实惠、效果明显著称，深受群众的欢迎。

        常炯堂快应茶的创始人原名常炯坤。他不仅为人老实敦厚、勤劳简朴，而且喜欢穿着一袭黑布长衫，保持着一种乡下人的形象。

        常炯堂年轻时，在村中以种养为生，后来觉得务农实在没有什么奔头，于是跟人去了越南做小生意。那时生意并不好做，所以，第二年他便辗转香港回到广州，并在小北路开了一间杂货铺，但生意清淡。他之所以转行卖凉茶，是因为遇到了一位老和尚。此人姓伍，人称“伍大仙”，伍大仙差不多天天都到他店中化缘，常炯堂每次都接济一点，渐渐便成为好朋友。后来和尚写了几味中药给他，说是可以医治一般的小疾病，无病也可当凉茶喝。和尚赠方后便无影无踪了。

        最初，常炯堂半信半疑，那时刚好左邻右舍有人身体不适，头痛发热，常炯堂便按方抓药煎给那人喝了。两个时辰过去，那人果然痊愈了。于是常炯堂便寻访有病的人试验了好几次，发现屡试屡验。

        有生意头脑的常炯堂，就考虑是否可以把这药当成商品推向市场。得到家人的赞同后，便将此方起名为“常炯堂万应茶”。慢慢地，“万应茶”打开了销路，生意越做越红火。

        生意红火了，自然也招惹了一些妒忌的人。

        一天，几个当差模样的人带了个箩筐到店中寻事。他们对常炯堂说：“你这‘万应茶’，意思就是可治一万种病啦、好，你来说，我来数，数够一万种犹自可，不够一万种嘛，拿钱来装满这个箩筐！”他知道这是来人敲竹杠，有意刁难，但也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而且自己的凉茶包也明显印着“万应茶”字样。他忽然觉得万应茶的“万”字确实不妥，只好眼睁睁地让人抬走了满满一箩筐的钞票。经过这次教训，常炯堂便立即将凉茶的名字由“万应茶”改成了“快应茶”。

        到了解放前后，常炯堂的“快应茶”名声越来越响，在广州一共拥有十五间分店，分别分布在小北路、河南洪德路、惠爱路（现在中山路）、南华东路，中华南路（现在的解放南路）、海珠桥脚等地。

        说常炯堂有商业头脑，是因为他在解放前便有做广告的意识，当然那个时候并没有现在的先进传媒，而是靠请人穿彩衣、敲锣打鼓，高唱他“快应茶”包装上印着的顺口溜：

        考世系制药广专家

        宣传秘制呢种快应茶

        三碗水煲埋一碗咁上下

        饮落喉咙顶呱呱

        去积消滞好快马

        头晕身热眼花花

        “夹色”“撞红”都唔怕

        红白痢症第一家

        周身唔妥快的买包快应茶

        存心济世非系假

        的确能医百病报中华

        到了后期他便在香港买了带电池的大喇叭（扬声器）装在汽车前头到处大声广播，有时碰巧也会和“王老吉”的广告队相遇，这样，只能互相斗大声了。

        解放后，常炯堂的“快应茶”与“王老吉凉茶”都曾在广东一带并驾齐驱，不相伯仲。但公私合营之后，什么常炯堂快应茶、王老吉凉茶、徐其修凉茶等等，统一归纳为“广东凉茶”。

        常炯堂平时很简朴，一般日常的正餐都只有三四个菜，以素菜为主。他常常和工人一起吃饭，到初一、十五才会加点以鱼肉，不少人都说他是“孤寒财主”。但对本村的公益事业却十分乐于出资赞助。

        抗战胜利那年，他通过很多关系在广州请到一场电影回本村放映，以庆祝抗战胜利。那个年代在乡村放映电影，可是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啊！只可惜那次放映只放了开头的一段，便出了机械故障，非常遗憾。

        还有一次，村中的父老到广州要求他赞助些钱买枪支武器，以防盗贼和外村的欺凌（因为他们村人少村小）。他觉得购买武器不妥，稍有不慎会酿成大祸，但觉得村中安全应该关心，便出钱买了几大捆铁丝网，把村庄团团围住，也着实使村庄安全了不少。乡亲们觉得常炯堂处理这事也很妥当，一时传为佳话。

        1974年，常炯堂在老家病逝。2002年，他在广州的商铺因为得到落实政策，补回了一笔二十多万元的款项，他最小的儿子常世文将其中部分资金捐赠给大陵小学作为教育经费。

（常国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