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十二月底，时年五十六岁的花县人骆秉章在做了十六年的京官后，被补授为湖北按察使，出任地方大员。在清代，按察使俗称“臬台”，是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官员。第二年正月，骆秉章轻车简从，经过约一个月的鞍马劳顿，终于到达武昌上任。

谁知没到两个月，道光帝新的人事任命又下达了，调骆秉章出任贵州布政使。布政使又叫“藩台”，是掌握一省的民政财政官员。当时湖北藩台一职也因人事变动而空缺，于是湖广总督裕泰便奏请朝廷，请骆秉章留在湖北任藩台一职。在新的旨意未到之前，当年四月二十五日，骆秉章暂时接过了湖北藩台的大印。

没想到的是，骆秉章这一留任，正好迎来了湖北的大水，一向有“泽国”之称的武汉更是首当其冲。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夏季，据史书记载：“江汉大水成灾，武昌等县江堤溃口，鄂城江湖汇而为一，舟行城上”。而汉阳归元寺壁上水迹碑记录这次水灾的严重性则是触目惊心的一句话：“大水，较乾隆戊申（1788年）大五尺。”

从5月18日开始，到7月18日结束，连续性的降水长达62天左右。中间还有3次持续各达10余天的强降雨过程，此次大水灾的直接原因是梅雨期提前并超长，雨量明显偏大。武昌则是“城内积水无从宣泄，深及数尺及丈余……城不没者不及三版，几有漫决冲溃之势，实属万分危险”。由于被水所淹，老百姓无家可归，一时“民大饥，饿殍载道”。仅汉口就聚集了“就食灾黎”23万多人。

骆秉章在其《自述年谱》中也对此进行了描述：“四五月雨水连绵，江水涨发。城不没者，止一版城。城内水深至檐上，完皆须乘船。”

历史上，武汉水患频发，已是常事，但历次的大水都没此回来得生猛和凶险。具体的灾情可在当时的清代落魄文人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六《灾异》中略见一斑。水大到何种程度，书中写道：“月余大雨如倾盆，檐际常闻瀑布声，汉水不消江水涨、人家百万水中萍”；大水之下，老百姓如何生存呢，书中写到：“各街搭跳如秦栈，来往行人未觉稀，习惯自然心胆壮，鼓楼麻雀不惊飞”；大水同样造成生活用品的稀缺，书中写到：“店家贸易最新鲜，卖在高楼买在船，斗米升盐斤酱菜，向非主顾不收钱”；当然水大带来最严重的事情是对生命的伤害，书中也写到：“玉带河边百万楹，北风吹水梦魂惊，可怜人逐波涛去，隐隐犹闻救命声”。

面对大水，作为全省民政财政方面的最高官员，骆秉章忙碌开了。他首先上报灾情，请求赈济。朝廷紧急发来首批救灾银二万两，骆秉章抓紧交付汉口的商人，连夜从襄阳运米来武汉救急，随后他又针对武汉米价上涨，老百姓难以裹腹的情况，打开储备官仓，平价卖米，有效遏制了不法商贩发灾难财的行径，将民怨沸腾的社会情绪慢慢平息。

由于“汉口武昌饥民二三十万”，靠政府拔款也难以周全，骆秉章又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募得银子二十余万两，并给灾民每人每天发放伙食钱三十文。

面对灾民流离失所，无处容身的窘况，骆秉章谕令手下，“灾民无处安身，结茅棚以资栖止”。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救灾账篷，骆秉章只好就用在户外搭棚的办法解决灾民的居住问题。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防范溃堤。此时的骆秉章没有忘记自己的领导责任、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时刻不敢掉以轻心，成天在城边堤上巡防巡查，一旦发现哪里有疏漏和安全隐患，立即安排人进行整改。

在封建社会，每逢灾情，地方官员们总认为是触犯了上天引来惩罚。所以这场大水中当然免不了拜天祭神。在水情最严重的六月，裕泰率文武百官在闻名于天下的黄鹤楼祭拜江神，以求水退人安。骆秉章的《自述年谱》里有这样的记载：“六月，裕制军率百官在黄鹤楼祷于江神，泣祈晴霁以拯灾厄。至七月初始晴，江水稍退，民始安居。”

水退之后，作为抗洪前线总指挥的骆秉章并不敢有丝毫懈怠，抓紧落实灾后重建工作。为了修复损毁的房屋城墙，对灾后的老百姓进行安抚，他又奏请救灾款近百万两。同时，他充分动员灾民参与工程建设，并因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发给粮米，有的发给工钱，将各种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有章有法。一时间，灾后的老百姓情绪稳定，社会秩序也渐渐安定下来。此外，他又及时催收了在救灾中承诺捐助但又没有及时到位的款项三十多万两，使一时窘迫的地方财政变得稍有宽裕起来。

事后，骆秉章回忆起抗洪救灾的那段时光，不胜感慨：“在鄂数月，無寸晷之暇，时实为之也。”意思是说，在湖北几个月，没有片刻的空闲，每天都在实实在在地做事呢！

（原载《羊城晚报》2016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