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十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在逐步减轻，湘军历史的研究渐成显学，学界围绕曾国藩与湘军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由于骆秉章系湘外人士、著述有限等客观原因，国内学界对骆秉章的研究较为有限，成果乏善可陈。本文兹就十余年来对以骆秉章为中心的研究文章作一综述。
关键词：骆秉章 研究 综述
晚清重臣骆秉章，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893），迄今已220周年。原名俊，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道光三十年任湖南巡抚，咸丰二年开缺，咸丰三年复任。在前后长达十年的湖南巡抚任上，骆秉章对湘军的创立和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大力识拔了左宗棠、刘蓉、王錱、刘长佑、刘岳昭等一大批湘军将领，其中多为湘乡籍。
咸丰十年，骆秉章奉命督办四川军务，擢授四川总督，于同治二年指挥刘蓉、唐炯等剿灭了太平军石达开部，获授太子太傅、协办大学士，同治六年卒于任，享年七十四岁，谥“文忠”，有《骆文忠公自述年谱》及《骆文忠公奏议》存世。
近十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在逐步减轻，湘军历史的研究渐成显学，学界围绕曾国藩与湘军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由于骆秉章系湘外人士、著述有限等客观原因，国内学界对骆秉章的研究较为有限，成果乏善可陈。本文兹就十余年来对以骆秉章为中心的研究文章作一综述。
目前所见最早涉及骆秉章的研究文章为史式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考伪》⑴作者认为，我国史家评价历史人物，多主张“盖棺论定”。可是对太平天国英雄人物石达开，虽已“盖棺”却难以“论定”。这是因为他虽属慷慨就义，但是覆军被俘的经过则真相不明。有人认为他是舍命全军的义士，有人认为他是缴械投降的叛徒。奇怪的是，截然不同的看法却来源于同一史料——《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认为他是义士的是根据这样一些话:“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这个对持正反意见两方来说都显得矛盾的证据，促使作者对石达开此信展开了深入探究，从两个不同版本入手，得出了《石达开致骆秉章书》“系他人代庖的赝品”结论。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考伪》发表半年后，华强发表《关于<石达开致骆秉章书>的真伪问题——兼与史式同志商榷>》⑵，对史式的结论不予认同。
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石达开与李秀成一样,是一位史学界聚讼纷坛、褒贬极殊的有争议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极左思潮不断被清除，史学界对石达开的评价逐渐公允，目前基本上已有定评。多数学者认为他是一位深深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舍命全三军”的农民阶级的英雄，而不是卑躬屈膝、贪生怕死的叛徒。他以“两个版本、三个来源”来说明此信的真实性。
严格意义上的骆秉章学术研究文章首见于赖达观的《骆秉章与清末农民起义》⑶一文。作者认为，佛山人骆秉章是晚清的封疆大吏。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的农民运动。他的升降荣辱都与镇压行动的成败息息相关，他是清朝的“名臣”，却是屠杀农民的罪魁之一。
很显然，作者的观点中，意识形态的痕迹也十分明显。但他又指出，被认为祖籍佛山的骆秉章，实为该市最有影响的近代历史人物，似又想引起本地人更多关注的用意在内。
首次系统论述骆秉章与湘军之间关系的《试谈骆秉章与湘军》⑷一文，系学者贾熟村所作。作者说，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长期担任湖南巡抚。王定安写了一本《湘军记》，对于骆秉章其人，有如下一段评论：“骆文忠沉毅静镇，碌碌若无所能，而其大用在任贤不二，屈已以从人。……当其在湖南独任左文襄，筹饷募兵，事专于幕寮，谗丛毁积而弗之改。于是援师四出，捷音望于道，勋业巍巍被邻省矣。文襄既已大任，乃挈刘公蓉筹蜀事，用诸生不三载，超擢藩抚。刘公勋望不逮文襄，要其文章志节，固一时之杰也。”
作者试图据以表明，身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在湘军中属于“总司令”的角色，曾国藩等人属于“前线指挥”之类的角色。总体而言，贾熟村对骆秉章在湘军中的历史地位有所拔高，其观点并未成为主流。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骆秉章的研究角度开始增多，角度也日趋多元。徐正唯有《廉吏骆秉章》⑸一文，即从为官清廉着眼。他指出，骆秉章担任四川总督六年之久，他是屠杀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和残酷镇压李永和、兰朝鼎起义的刽子手。纵观其一生，诚如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言，不但拙于文，亦拙于为政。费行简《近代名家小传》对骆一生贬辞甚多，说他“当官不饬吏治 ,军谋更非所长，而任将甚专，且果杀戮”。但也不得不承认，骆秉章“生平廉素，及殁，布帐一，银百两，破笥二而已，家无田屋以处子孙。”据此，作者将骆秉章定位为廉吏。
德安则发表了《骆秉章致辛翁手札》⑹，这是目前发现的骆秉章致原两广、云贵总督劳崇光（字辛阶）的六页书信，但未对此信进行必要的考证和解读，也未就其书法特点展开论述。
左宗棠受骆秉章赏识，长期担任湖南巡抚的幕僚角色，是他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为其日后独当一面打下了良好基础。郑峰的《骆秉章、左宗棠关系考论》⑺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究。
作者认为，左宗棠入骆秉章幕府是经过许多周折的，同样是欣赏左宗棠，但对比曾国藩，骆秉章显示了过人气度。在骆、左二人经营湖南的过程中，骆秉章并非笔记野史所描述的平庸、无能的傀儡形象，事实上，他在用人、军事、财税等重大问题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对骆、左关系的深入分析，作者还得出了“最后导致左宗棠出幕的‘樊燮案’，其实真正打击的目标应是骆秉章”的结论。
综合来看，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郑峰，应是近年来在骆秉章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近年来先后还有《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⑻、《骆秉章与西南政局(1861—1867)》⑼、《咸丰末年督川人选的更迭与政局的回应》⑽等文章发表，它们均是以骆秉章为中心研究对象。
《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从咸丰三年曾国藩与王錱失和入手，分析了其背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复杂关系。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遭遇了来自湖南官场的种种阻力与打击，处境孤立;与此同时，二度抚湘的骆秉章却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两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暗中较量，王錱最终脱离曾国藩投入骆秉章的帐下也是这种较量的结果。
作者并指出，骆秉章虽然在与曾国藩暗中较劲中屡屡得势，但他却并没有“得势不饶人”，他无非是想收回一些被曾国藩侵夺的权力。
而在对于王錱脱离曾系，受骆秉章扶持而组成老湘军（其军史为所有湘军派系中最长）的价值，作者则未再展开论述。
郑峰还注意到了骆秉章的川督经历，发表了《骆秉章与西南政局(1861—1867)》、《咸丰末年督川人选的更迭与政局的回应》两文。
他认为，骆秉章作为咸丰末年督川的最佳人选，用自己的驭将之术有效地控制了当时的西南军功阶层，并通过大量的保举与参劾，有力地影响了清廷在西南的人事安排。通过对比他与当时西南边疆几位同僚的不同遭际，可以看出清廷在不得不扩大军功督抚权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地加强了对他们的监控。
此外，咸丰末年，先是李、蓝起义，后是石达开将挥师入蜀,四川局势骤变。一时间，督川人选成了清廷内外议论纷纷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在最终确定湖南巡抚骆秉章入川之前，督川人选曾经有过数次的变更，这其实是当时动荡政局一系列回应的结果。
山灵、吕晓丽合作《浅论骆秉章治理湘军》⑾一文。他们认为，骆秉章作为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湖南巡抚，是湘军赖以发展的重要支柱，本文通过考察骆秉章在抚湘期间的重要活动，意在阐述骆秉章与湘军之间的依存关系，以揭示被人忽视的历史侧面。
2009、2010年，先后出现了两篇以骆秉章为研究中心的硕士论文，表明骆秉章这个历史人物开始更多地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河北师大硕士研究生孙钧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骆秉章与湘系集团关系简论》⑿。作者研究认为，做为晚清重臣，先后出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的骆秉章，在湘军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抚湘期间,居于湘军幕后，通过改革时弊，稳定湖南政局，为湘军营建发展的大本营，使湘军由此走向全国。督川以后，逐渐走向台前，活跃在指挥战争第一线，先后剿灭“蓝李起义”、石达开部队,“战功”显赫一时。并且联络西南各省，四出援军，左右时局发展。
骆秉章与湘军关系的要端可归纳为人际关系、筹饷、军事三方面。 在人际关系上，骆秉章支持曾国藩发展湘军，并保举大量人才，壮大湘军队伍,一步步增加湘系将领在清廷的影响力。他与湘系将领尤其是曾国藩，既有合作，又有斗争，但都统一在湘军发展的前提之下。
筹饷是湘军工作重心之一，随着湘军的一步步发展壮大，军费开支惊人，筹饷的多少直接制约着湘军发展的程度。骆秉章为筹饷殚精竭虑，办捐输、抽厘金、改税制，尽最大的努力满足着湘军发展的需要。因此，他在湘军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军事上，骆秉章在湖南时，一方面配合曾国藩部署湘军对太平天国作战，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直接掌控的部队，对湖南当地农民起义进行残酷镇压。出任四川总督以后，他扩充湘军，集结全省军队肃平境内起义军,稳定了西南政局。
作者最终得出了“骆秉章以自己的实力和清政府、湘军两方面的信任，出色的完成了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稳定政局，并形成同治中兴局面的关键人物之一”的结论。他还是研究湘军兴起、壮大以及湘军同清政府关系乃至整个晚清政局的重要切入点。
东北师大硕士研究生生常虹的硕士学位论文《晚清督抚骆秉章》⒀完成于2010年6月。他认为，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骆秉章无论是抚湘十载，还是督川七年，都尽忠职守、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改革吏治、整治经济,在湖南和四川两地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同时，骆秉章对湘军的创建和发展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从骆秉章担任湖南巡抚展开，围绕其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活动，重点论述长沙之战及其对湘军的支持。 第二部分，围绕骆秉章对湖南的治理，分别从吏治改革、改善与士绅阶层关系、稳定地方经济与关注民生三个方面详细论述。 第三部分，详细论述骆秉章对于石达开的追剿及在四川的施政措施，分析骆秉章施政特点。第四部分，从分析骆秉章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关系入手，从而对骆秉章进行为人分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开篇对近年来骆秉章研究的情况作了简要论述，认为目前国内外都没有专门论述骆秉章的著作，论文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够深入。相对而言，郑峰对于骆秉章的研究更为深入，在史料挖掘和运用上有深度，论述比较充分，从不同侧面来论述骆秉章，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由于资料来源的局限性和趋同性，故两篇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这也基本符合目前学界对骆秉章这个历史人物的定位和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
⑴.《文史杂志》1987年第六期。
⑵.《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
⑶.《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三期。
⑷.《岭南文史》杂志1993年第一期。
⑸.《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五期。
⑹.《青少年书法》2010年第六期。
⑺.《求索》杂志，2007年第九期。
⑻.《安徽史学》杂志，2008年第二期。
⑼.《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三期。
⑽.《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六期。
⑾.《知识经济》杂志，2008年第六期。
⑿.《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
⒀.《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年。
作者简介：
郭兰：女，湖南韶山人，现任中共湘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共韶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湘潭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主持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全面工作，多次组织开展“走读湘军”活动，带领有关专家赴山枣、翻江等地走访，收集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成功举办曾公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建立 “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茅浒水乡研究基地”。长期担任《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顾问、编委会主任。
李超平：男，1970年生于湖南湘乡，现在上海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自2006年起涉足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先后有多篇研究文章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曾国藩研究》等杂志发表。2011年3月受邀担任湖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曾国藩》联合策划人，根据采访拍摄经历著成《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一书由岳麓书社出版。系湖南作家协会会员，兼任振兴湘乡上海促进会秘书长、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学术理事兼副秘书长、《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责任编辑。
左都建：男，湖南湘乡人，1986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擅油画、水墨画、传统漫画和版画。1999转业，现任中共湘乡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主编。曾任湘乡市图书馆馆长，湘乡市委宣传部新闻专干，湘乡市文联副主席等职。曾组织曾国藩生平研究馆的布展工作，负责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日常工作。系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美术家协会漫画专业艺术委员会主任。
刘安定：男，19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现居广州。任《诗词》报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兼任读山诗社社长。是曾国藩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国藩研究会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负责人，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学术理事。为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曾国藩研究》编委。个人专著有《八指头陀生平年表简编》以及《湖南历代文化世家传——湘乡曾氏卷》（与人合著）。有大量诗词及论文发表于各类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