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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耿之矗

       摘要:骆秉章作为“晚清八大名臣”之一,长期以来在学界和民间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加强对骆秉章的研究,增进社会对骆秉章的了解及再认识,既可以促进人们重新审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也可以为今天的文化建设增加不少内涵与启示。

       关键词:骆秉章;晚清;花都;文化

       骆秉章,广东花县籍,生于1793年,卒于1867,其一生经历道、咸、同三朝,正值中国历史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朝国运由盛而衰,风雨飘摇,而西方殖民扩张,中西冲突不断。此时,面对诸多重大抉择,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投身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变革之中。骆秉章选择了传统仕途,在千年一贯的士大夫精神浸润下,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他不惑之年才中进士,累迁至封疆大吏,曾抚湘十年,督川七载,于任上皆能恪尽职守,而其知人善任、务实高效,对湘军的创建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平息太平天国运动中居功至伟,为时人称道,但也因此在后世备受争议;同时又勤政爱民、清廉奉公,为人民所赞颂,在川时“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及其殁,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云。” ,身后享受清政府礼遇,赠“太子太傅”,入祀良祠,谧号“文忠”,后世将其与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并称“晚清八大名臣”。

       但是,这样一位晚清中兴的重臣,其名望不论在现代的学界还是在民间,都无法与曾左等人相提并论,也无法与他的宿敌、同乡洪秀全等量齐观,这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也与当下发掘传统文化、发展地方特色软实力的社会趋势相悖。因此,加强对骆秉章的研究,增进社会对骆秉章的了解及再认识,既可以促进人们重新审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也可以为今天广东文化建设增加不少内涵与启示。

       一、研究现状

       有关骆秉章的研究,目前还停留在初步阶段,重视不够,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不多,专著空白,论文也只有十数篇。其中,赖达观的《骆秉章》(《佛山史志》1989年第4期)与《骆秉章与清末农民起义》(《佛山大学佛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是国内改革开放后最早专门论述骆秉章生平及其与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关系的文章,但是为当时史学理论所限,对骆秉章一生的总体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不过也实事求是的认为骆秉章作为封建高官,未有恋色索贿之嫌,时人称颂,“这种私德确也难能可贵”, 同时还指出骆秉章的才干,主要表现在用人和军事方面。贾熟村的《试谈骆秉章与湘军》于1993年发表于《岭南文史》第1期,利用相关文献,对骆秉章与湘军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得出了新颖的结论:“从全国的范围看,曾国藩的影响比骆秉章大,但从湖南一省来看,从‘湘军’是‘湖南的军队’这种广义上的理解来看,骆秉章则显然比曾国藩的地位要高。骆秉章应为广义‘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则应为狭义‘湘军’的统帅。” 另一篇文章,徐正唯的《廉吏骆秉章》于2000年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第5期,虽然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篇幅也不长,但因为其明显的教育性质,反映出人们对骆秉章在内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重大变化。可以说,2000年之前的这三篇文章,既反映出在历史研究中对骆秉章的重要性的逐渐认识,也反映出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变迁。

       进入21世纪,骆秉章的相关研究开始升温,成果不断显现。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郑锋,因困惑于骆秉章与左宗棠在民间评价相互矛盾,因而搜罗分析史料,写成《骆秉章、左宗棠关系考论》一文,发表于2007年《求索》杂志第9期,该文经考证后认为:“在骆、左二人经营湖南的过程中,骆秉章并非笔记野史所描述的平庸、无能的傀儡形象,事实上,他在用人、军事、财税等重大问题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为突破口,郑锋先后又发表《骆秉章与西南政局(1861一1867)》(《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安徽史学》,2008年第02期)、《骆秉章与咸同政局》(《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05期)等数篇论文,分别从骆秉章在督川时期对西南政局的驾奴与影响、在抚湘时期与曾国藩的复杂关系,以及在任督抚期间对咸同政局的宏观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客观的论述,既从细节上再现了骆秉章宦海浮沉的人生经历,又展现了骆秉章身处曾国藩等官商士绅之间,闪转腾挪的人际与政治才干,并由此一窥当时的湖南、西南政局,引发人们对晚清政局的深入思考。应该说,郑锋的研究首先使骆秉章的研究规范化、深入化,大大提升了骆秉章在晚清政治史中的地位,开拓了骆秉章研究的新局面,激发了学界对骆秉章研究的兴趣。

       在郑锋之后,华中师范大学的山灵、吕晓丽于2008年6月在《知识经济》发表《浅论骆秉章治理湘军》,概括性的论述了骆秉章与湘军的依存关系,从用人、筹饷、镇压农民起义等方面展现了骆秉章的品格与才能,同时也对骆秉章镇压农民起义的“功绩”进行了批评。之后,河北师范大学孙钧2009年的硕士论文《骆秉章与湘系集团关系简论》,以及东北师范大学常虹2010年的硕士论文《晚晴督抚骆秉章》是目前所见的最大部头的骆秉章研究成果。前者主要分析了骆秉章在担任督抚期间与湘系集团的人际关系以及在筹晌、军事等方面对湘军的支持,揭示骆秉章与湘系集团的关系状况及其在湖南、西南政局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上的历史地位。文章认为骆秉章以其卓越的历史才能,有力的支持并利用湘军,同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进行殊死搏斗,从而建立丰功伟业,为咸、同两朝所倚重。同时,在对骆秉章的历史评价方面,作者提出,一方面骆秉章对清政府忠心耿耿,是落后的封建制度维护者,镇压农民运动,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另一方面,评价骆秉章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及其阶级立场,因而不能把现在的思想强加其身而求全责备。

       后者主要以时间为经,依次对骆秉章湖南“平叛”、治理湖南、围剿石达开、稳定四川、人际关系等活动进行梳理分析,力求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得出结论,晚清大势已去,骆秉章虽然颇有才能,但也无法力挽狂澜。而他一味忠君,残酷镇压农民运动,反映了他个人凶残的一面。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骆秉章在湘、川任上皆够实心办事、实心为民、实心尽职,重视吏治、不谋私利,清正廉洁,得到湖南、四川民众的称叹,则反映了骆秉章人格中可贵的一面。

       另外,随着全国各地对地方历史文化建设的重视,作为骆秉章故里与生长地的广州花都与佛山等地也开始对骆秉章研究进行大力支持。2011年11月,花都骆秉章研究会成立,迄今已经顺利举办多次研讨会,并与曾国藩和湘军文化研究会、左宗棠研究会等相关协会建立联系,有奖征集骆秉章文献资料,并于2012年开始首届有奖征集骆秉章研究论文活动。而佛山博物馆也开始重视对骆秉章进行学术研究,并对骆秉章故居、相关文物进行保护和搜集整理。在花都骆秉章研究会主办的花都名人网及佛山博物馆网,李远、刘浪、张雪莲等也对骆秉章的生平、事迹、佚事等进行发掘介绍。可以说,这些工作对推动骆秉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普及社会对骆秉章的认识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总体上来讲,骆秉章的研究除了成果缺乏之外,在史料的搜集、整理、辨别等基础工作上尚有很大的空间,同时还存在着缺少理论支撑、创新不足、定位不明等研究中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做大量扎扎实实的努力,以推动骆秉章研究进入新的境界。

       二、研究建议

       1、相关资料、文物的搜集、整理与解读。

       陈垣先生对于治学,常常谈到要用“竭泽而渔”的方法。研究历史,最基础也是最繁琐的工作就是史料的搜集整理。但是在今天,对于骆秉章的研究并不能仅仅停留在治史的范畴,更需要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进行挖掘、创新,尽而促进整个社会对历史文化、历史名人的普及性认识。因此除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之外,还需要对史料进行实事求是的解读,以加强其可读性。

       目前,有关骆秉章研究的资料可以分为几种类型;首先是骆秉章个人的第一手史料,主要包括《骆文忠奏稿》、《骆文忠公自订年谱》;其次是《清史列传》、《清史稿》、《中兴名臣事略》中的骆秉章传记资料;再次是薛福成的《庸庵笔记》等笔记中对骆秉章的记载。这些都是较集中、完整的记录骆秉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同时,在其它有关太平天国、湘军或地方的档案史料中,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鲁子健的《清代四川财政史料》都记载有相对可靠的有关骆秉章的记录。上述资料虽然各有缺点,比如骆秉章自撰的年谱或者薛福成的笔记等不免会有大量个人情感或避讳的因素从而影响其真实度,而正史资料可能前后因循且失之简略,但这些资料仍然是目前研究骆秉章最容易见到也是最基础的参考,值得进一步的辨别研究。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注意到,对于骆秉章相关资料的搜集工作才有很大的空间。清代遗留下来的档案、实录、奏议、史志、谱牒、文集、笔记、传记、杂史、野史、碑记等文献浩如烟海,与骆秉章相关的记载零碎博杂,良莠不齐,要想在短时间内做到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但是,但助于今天的各种高科技手段,我们可以将搜集资料的效率大大提高,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研究的一大推动力量。同时,一些新发现的档案,例如现分贮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国史馆所遗“传包”,保留了约清代6000余人的传记原稿,及其行状、履历、出身、业绩等,很有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清代正史传记的参考母本,内容也更加丰满详尽、可靠,我们因此也冀希望于该资料早日整理出版,使我们在骆秉章研究的史料上有大的突破。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文献之外的故居及相关物件等文物也承载着许多骆秉章一生的鲜活信息,通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更加生动的联想到物品主人当年的人生点滴,因此也需要认真搜集、整理并加以保护。

       2、研究理论的创新

       骆秉章像许多近现代史上的人物一样,颇俱争议,如何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是研究者遇到的最大理论问题之一。据现在所见到各种评价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都采用一分为二的办法来达到尽量客观的目的。但是,按照这种方法,一个历史人物,今天人的眼中往往会变成看似矛盾的集合体。实际上,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有最根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起作用,仅仅看到某个事情的结果,往往就会忽视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如果再草率地以今天的眼光来加以评判,就会更加使人困惑。关于这一点,许多历史学家都提出过建议。陈寅恪说过,今天研究历史,首先要“与立说之古人,外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开篇也专门列具若干读史者需要秉承的信念,其中一条便是:“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下面更加了一条注:“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这些都是在说,在对待历史的候,要有一种“忠恕”的思想,舍身处地,推己及人,而不是人为地在今人与古人之间增加一道隔膜。若能做到这样,我们就能很清楚的发现,我们对骆秉章的评价,一方面依据廉洁、爱民这种在传统与古代都为人所称颂的道德标准,从而得出骆秉章有“好”的一面;另一方面,又依据“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在今天才出现的标准,认定骆秉章凶残、愚忠,是一个思想腐朽的封建卫道士。骆秉章的名字,一个写进了传统的廉官名录,一个刻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但是,反观曾国藩、左宗棠乃至湘军,这些与骆秉章关系密切、经历类似历史人物,似乎早早就被史学界平反,成为人们心中的中国历史上的精英,甚至受到现代人的热烈追捧。这不能不促进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骆秉章。也不难发现,不论是爱民,抑或是平叛,其实都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传统士人所做的理所当然的选择,其背后是宏阔的传统文化与思想背景。但是,他所处的时代同时又新旧交汇、中西冲突,这就使他的人生选择,在尘埃落定之后,争议不断。

       因此,在骆秉章的研究中,我们应该用辩证的方法看待他的是非功过,也应该合二为一、追根溯源,才能消除隔膜,理解骆秉章。

       3、骆秉章研究应该鉴古丰今

       中国的史学传统,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鉴古察今,在今天文化复兴的宏伟目标下,我们需要在客观对待历史的基础上,以人系事,使地方文化有所依托,在历史人物身上“复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历史人物总会带上时代和地域的烙印。举例来说,曾国藩、湘军的产生都和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而毛泽东作为湖南走出的青年,也视曾国落为自己最佩服的历史人物之一。这些历史人物、事件都是湖湘地区最值得珍惜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广东地区在近代以来更是人才辈出,成为中国革命与革新的重要策源地。而花都则戏剧性地出现了骆秉章与洪秀全这两个历史上的冤家对头,这种历史的巧合,仍是今天当地人口中最津津有味的谈资。

       其实,这正是广东在近代以来,处于中西文化交流风口浪尖的必然结果。这里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又有基督教、民主、科学等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和影响。因此,这里既有骆秉章这样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又有洪秀全这样的“造反者”,有康梁等维新志士,也有孙中山等革命斗士。这种历史现象,正是广东的特色。以骆秉章一人来讲,从其为官、处世的方法,我们隐隐可以看到“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影子,而广东精神的深入人心,也需要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核。在历史名人中挖掘丰富广东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塑造践行广东精神,正是这们发展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

       4、还原真实的骆秉章

       每个历史人物都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目前骆秉章的研究由于大多停留在政治领域,因此,研究成果也缺少“人气”。人们看到的骆秉章始忠停留在历史的空间,身上被贴上各种标签,成为一个历史符号。因此,对骆秉章的研究应该更立体化、微观化,以还原真实的骆秉章。不过,骆秉章并不像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留下数量可观、体裁各样的文章、书信等。但是,如果能够采用新的心理学、社会学的知识,通过全面解读与有关骆秉章的史料与文物,结合骆氏后人、家乡的叙述,展开对骆秉章生平及精神世界的研究,就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更实在,更具亲近感。

       5、提高骆秉章研究的文化影响力

       一个人物或者一种文化所取得的影响力,除了其本身的魅力之外,还要依循文化发展与传播自身的规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对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在历史人物的方面,实际上远远超出历史研究的范畴,有时甚至是与历史相牴牾的,但是却达到了文化影响的目的。这种文化的再造,虽然备受批评,但却收有奇效。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反思,在对待历史人物这个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做到既保持历史的真实度,但又不板着面孔,而是借助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运用图像、影视、动漫等载体,使更多的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对我们的历史人物更感兴趣,从而在此基础上打造地方文化特色、发展文化产业,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总结

       总而言之,骆秉章的研究要以史为据,立足当下、立足地方,面向现代、面向社会。正如陈开枝先生在骆秉章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致辞中所希望的那样:“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正视历史人物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就要尊重历史,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评判历史人物,更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对立性研究,要具有宏观意识、全局意识和包容意识。”同时,还要以骆秉章的研究为示范,带动花都区其它历史人物的研究,我想这也是骆秉章研究会创办花都名人网,打造花都历史名人文化的初衷。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

       赖达观.骆秉章与清末农民起义[J].佛山大学佛山师专学报,1990(03):33.

       贾熟村.试谈骆秉章与湘军[J].岭南文史,1993(01):27.

       郑锋.骆秉章、左宗棠关系考论[J].求索,2007(90:220.

       孙钧.骆秉章与湘系集团关系简论[D].河北师范大学,2009:45.

       常虹.晚晴督抚骆秉章[D].东北师范大学,2010:3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A].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81.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

       

       作者简介:耿之矗(1982—),河南省襄城县人,广东培正学院思政部讲师,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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