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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骆秉章研究几个问题初探
李远

       【内容摘要】本文就骆秉章是否湘军主帅?是否奇才?是谁成就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如何评价骆秉章?分析几个与骆秉章研究有关的问题,从而论证骆秉章是湘军的主帅,是奇才,其用人之道堪称一绝,是他成就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风云人物。

       关键词:骆秉章 主帅 奇才 成就  评价

       骆秉章(1793——1867年),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进士出身,历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四川总督加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衔等职。为清朝咸(丰)同(治)时期中兴名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风云人物。多年来,由于历史和政治原

       因,对骆秉章的评价不甚公正。其实,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位历史名人,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笔者拟就对骆秉章研究几个问题进行初探,以求教于方家学者。不当之处,敬请雅正。

       一、到底谁是湘军主帅?

       史界有这种观点,湘军的主帅既不是曾国藩,也不是胡林翼、左宗棠,而是骆秉章。笔者赞同,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一)骆秉章的地位决定

       一是骆秉章在湘军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当时担任湖南巡抚,且长达十年之久。巡抚,即我们今天的省委书记、省长一职,这是湖南的第一把交椅。因为骆秉章是广东人,长期担任湖南巡抚,且担任封疆大吏要早曾国藩十年,其资历、为人、性情、学识等都为湖南官绅赏识、敬仰,提携、扶持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将帅,与湘籍将领关系融洽,所以,他在湘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连曾国藩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要求霸气十足、桀骜难驯的曾国荃绝对服从骆秉章的军令。

       二是骆秉章充当湘军总司令角色。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江忠源等才有机会筹兵筹饷,才能建立“湘军”。他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作为湖南巡抚,可以朝廷的名义调遣湘军,充当了湘军“总司令”的角色。这一点,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罗泽南、刘长佑这些人则是做不到的。在他的调遣下,各路湘军镇压了本省的农民起义,并出兵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诸省,征战太平军和农民起义军。在当时能够统一指挥湘军的,唯有骆秉章。当时朝野都公认他是湘军主帅。朝廷也因骆“不分畛域,越境歼寇”,屡次下诏嘉奖他。

       三是骆秉章营造湘江军大本营。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骆秉章调遣湘军援鄂、援粤、援黔、援桂、援赣,大战太平军数十役。如征战江西,收复了六府州县,但湖南为此支出了百万两军饷。再如1856年,湘军征战浙江,骆秉章每月调拨饷银三十万两,一年高达三百六十万两。为了保证湘军的军费开支,他在经营财政上下了不少功夫,将湖南建设成为湘军的大本营。湘军之所以具备较强的战斗力,与骆秉章这个湘军的“总司令”、“后勤部长”,与湖南这个坚实的大本营,密不可分。没有大本营强大的后勤保障,湘军出省作战是寸步难行的。

       (二)“湘军”的领袖是骆秉章

       一是湘军是湖南的军队。“湘军”一词,肇始于王闿运的《湘军志》。《湘军志》、《湘军记》等著述都说“湘军” 为“湖南的军队”。从广义上讲,湘军应该是整个湖南的军队,而不是某支湘军部队。就这点而言,也只有湖南巡抚骆秉章才能调动整个湘军。

       二是湘军派系林立。当时湖南的军队里,有绿营、八旗,还有湘军。而湘军已是派系林立,有胡林翼的“黔勇”、 有江忠源、刘长佑之“楚军”,有王鑫的老湘军,还有曾国藩在衡阳训练的“湘勇”,彼此之间,互不隶属。在曾国藩举办团练之前,江忠源的“楚勇”早已闻名湘桂两省,当时已有不少人直呼“楚勇”为“江家军”,与“湘军”不免畛域之分。而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认为湘军实有三支:一为曾国藩、彭玉麟、胡林翼所辖;一为左宗棠所辖;一为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所辖。

       三是发号施令、居中调停,则是骆秉章。“楚勇”在江忠源死后,归刘长佑、江忠义等统带,但始终与曾国藩保持距离。曾国藩几次想调动“楚勇”救援,或抽调“楚勇”将领,但都遭到刘的反对。刘后来做了广西巡抚,仍对曾保持戒心,始终保持“江家军”、“刘家军”独树一帜的局面。有一点要说明,刘长佑对骆秉章是绝对服从。王鑫更不说了,很早就脱离曾国藩阵营,跑到骆秉章这边接受调遣。再说胡林翼,依靠那六百多“黔勇”起家,后来凭借军功,当了湖北巡抚。他指挥那支部队,也仅仅是湘军的一支,而不是整个。在江忠源死后,胡林翼也想收纳刘长佑这支湘军,但同样遭到拒绝。对整个湘军发号施令、居中调停的,还真的只有湘抚骆秉章,骆任职竟长达十年之久,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湖南军队的主帅,也就是湘军的领袖。而其他人仅仅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或前敌总指挥。

       四是湘军西线总指挥。骆秉章入川后,并没有离开湘军,以“治蜀平乱维持稳定”的旗号,带着刘蓉等幕僚和精锐湘军九万之众,与云南、四川、贵州的农民起义军和太平军石达开部展开了三年的角逐,成为名副其实的湘军西线总指挥。而东线总指挥则是曾国藩。

       二、是否奇才?

       骆秉章是庸才,还是奇才?回答是肯定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清官。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留下照片等实物资料。善于面相的曾国藩曾这样形容道,一副弯腰躬背、骨瘦如柴,走起路来摇头摆尾、吟诗作论的样子,“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曾公看中的是骆秉章的才气和大度,于是话锋一转“是为奇才”。

       正如曾公所言,骆秉章的确是“奇才”。可从以下几点佐证:

       一是居中调停得当。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长达十七年,不但支持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罗泽南、王鑫、刘长佑、萧启江、曾国荃在湖南办团练,而且首倡用湘人、募湘勇组建湘军。湖南能够成为与太平天国较量的战略要地,成为清廷支撑南方局面的主要力量。骆秉章起了非常重要作用。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他不仅指挥所有湘军(包括曾国藩所属)保住湖南一境,而且调遣湘军征战湖北、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四川等省,可谓竭尽了湖南的人力、财力、物力。用左宗棠话说,就是“湘省支持数省”罢了。

       二是有力挽狂澜之功。在许多次重大时刻,体现了骆秉章的军事才华:是他指挥江忠源率“楚勇”在广西全州阻击太平军,南王冯云山牺牲;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是他亲自出马,率兵抵抗,西王萧朝贵阵亡;太平军再次攻克武昌,是他应署湖北巡抚胡林翼请求,派鲍超、彭玉麟率湘军奔赴湖北解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汉三镇,湘军由此大举走出湖南,转战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形成了湘军主宰全国战场的战略格局;在曾国藩打了败仗走投无路投水自杀时,是他鼎力相助而使曾东山再起;当粤、桂、贵诸省农民起义燎原之时,是他派杨岳斌以固北路之防,以田兴恕部防御湖南省东路,以王鑫部镇压湖南南路,并保证了湖南大后方的安宁;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是他从容指挥,调集各路湘军,在宝庆与太平军大会战,并大获全胜;在四川农民起义军进展顺利时,是他亲自率兵进剿,杀死蓝大顺、李永和、蓝朝鼎等义军首领,肃清川南、川北反清武装;在石达开准备于大渡河边杀出重围另辟生路时,是他以重兵截击而杀害翼王石达开。太平天国首义的六个王,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等三王牺牲与他有关。

       三是建设湘军大后方。湘军四处出兵,连年征战,靠什么来支撑?如何解决这庞大的军费开支?骆秉章不愧是政治家,在增税创收、安定民心基础上有所建树,为湘军作战提供了充足的粮饷。有两件事情颇得人心。如长沙府一直按照部议意见,以设局铸大钱筹款。骆秉章却坚决反对,因为铸钱虽有厚利,但必然会导致私铸增加而损害商民利益。下令停止铸钱,收回大钱,查处官府中的私铸钱者,使原本动摇的民心大定。再如咸丰四、五年,湖南米贱,每石只值银三钱,而农民纳税每石要折银六两,赋税难征,骆秉章力排众议,采纳举人周焕南之策,下令减税大半以筹征炯,农民怕政策有变,果然乐于纳税。还有部令湖南省设关卡收取盐税,骆秉章任用士人专司其事,严禁中饱,年收盐税数十万两,军饷日见充裕。左宗棠在《答毛寄耘中臣书》中由衷赞道:“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也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之尤,溥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

       四是广泛收罗人才。湘勇之所以能成气候而成为湘军,如果没有骆秉章的大度和谦让,没有骆秉章的指挥和调停,没有骆秉章的支持和扶助,则是不可能的。湘军将领绝大多数都得到了骆秉章的扶持、提携的,诸如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曾国荃、左宗棠、刘蓉、刘长佑、王鑫、田兴恕、鲍超、彭玉麟、罗泽南等一大批能人俊杰。对于骆秉章的用人之道,《清史稿》(列传第一百九十三)是这样评价的:“所论荐人才,悉被作用,著勋名”、“休休容容,取人为善”。

       三、是谁成就了曾胡左?

       曾国藩也好,胡林翼也罢,还是左宗棠,他们都是站在骆秉章这位“乡里老儒”的肩膀往上攀登的,都是在骆秉章扶持和提携下进步的,并以主角的身份走向晚清的政治舞台。可以说,没有骆秉章,就没有他们几位的出头露面机会。是骆秉章这架“人梯”成就了他们。

       先说曾国藩吧,尽管两人同为进士出身,座师又都为当朝权贵大学士穆彰阿,但曾国藩后中进士、年龄又小骆秉章十八岁,在骆秉章面前自然属于晚辈了。曾国藩常称骆为“吁翁老前辈大人阁下”。骆秉章做过道光皇帝的侍讲学士,在朝野有帝师之尊,并深受道光皇帝的赏识,已升至湖南巡抚。但骆秉章能从大局着眼,力挽狂澜,对这位同师“小老弟”支持甚多:

       一是曾国藩以在野的吏部侍郎身份,在籍守母丧,并奉命在湖南办团练。是他极力赞成此事,从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正史《清史稿﹒骆秉章列传》都说了这段事,“在籍侍郎曾国藩奉命治团练,秉章力赞成之”。历史记载这一笔:1853年,曾国藩在骆秉章的扶持帮助下,开始了他作为一名文官训练乡勇、征战东南的戎马生涯。

       二是当曾国藩在长沙筹建团练,引起绿营兵变时,是他站出来制止了事件的继续发生,才保住了曾的性命。其间,另一位主管训练的将官塔齐布要不是躲藏起来,差点被兵士要了命。

       三是当曾国藩想创建湘军水师时,具有鲜明洋务意识的骆秉章又奏请咸丰皇帝,令广东督抚叶铭琛到香港协助购买“兵船火炮”,以装备湘军,为曾国藩成功创建近代化的湘军水师提供了保障;

       四是1854年初,石达开率太平军在湖北大败清军,再破武汉,随后直逼湖南省城,复占岳阳、湘潭,与湘军激战七昼夜,在靖港全歼刚刚建立不久的湘军水师,曾国藩投水自杀未遂,当时省城绅士震怒了,原本对曾国藩一肚子气的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要求上奏弹劾。是他劝告住:“曾公谋国之忠,不可以一时胜败论也”。并及时派兵解救,取得湘潭大捷。

       五是是他又会同曾国藩商讨谋划增援江西、襄助湖北的的军事大计,在军事部署、水师操练、粮饷筹备、兵械补充、兵员征募等一系列问题上,为曾国藩排忧解难,成为湘军的坚强后盾,让湘军从此走出了“黑雨”期,逐步掌握了全国战场的战略支配权。

       六是当石达开率太平军大战江西,连克端州、临江等六七十州县,只有六七千兵马的曾国藩被围困在南昌时,是他略定两湖后,锐意支援。下令江忠济部出通城以固岳州之防,又令刘长佑、萧启江、曾国荃率军分路人赣,翌年连陷萍乡、万载、袁州、分宜、新喻等地。他们成了曾国藩的救星,南昌之围自然被攻破了。

       七是1857年,咸丰皇帝让骆秉章全面筹划进攻太平军的战略方案,是他向朝廷请求起用回籍奔丧、不欲复问世事的曾国藩。若无骆秉章向清廷请求起用,曾国藩再也不可能出来带兵了。事后,他一再告戒部将曾国荃、周凤山要听从骆秉章的调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湘军这支地方武装的真正统帅——骆秉章,逐步把湘军的权柄交给了曾国藩、刘长佑等人,他在湘军中“总司令”的角色逐渐转换为湘军的“后勤部长”,湖南成了湘军募兵筹饷的大本营。

       从此,曾国藩这个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后台人物在他的学长骆秉章的多次提携、扶持下,终于走向前台,一路春风得意,当了两江总督,成为朝廷的重臣。

       再说胡林翼吧,比骆秉章小整整十九岁,肯定属于“小字辈”了。担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看中了胡林翼的才华,向朝廷请求这位贵州黎平知府参与两湖的战事,前去援助武汉。就这样,胡率领六百多“黔勇”急匆匆从贵州赶到了湖南。当这支部队走到湖北和湖南交界的地方时,武昌城已经陷落了,前进失去了目标,后退又没有盘缠,徘徊在湘鄂之间的时候,他与曾国藩一道,请求朝廷把胡林翼的这支部队留在湖南。如果没有骆秉章提供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胡林翼恐怕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功绩吧?后因胡之军功,骆秉章又向朝廷请功,胡的运气来了,升任湖北布政使,最后做到湖北巡抚,与骆秉章平起平坐了。还有一事要提,1855年,太平军再次攻克武昌,署湖北巡抚胡林翼向骆秉章告急,请求支援。是他及时派遣鲍超、彭玉麟率湘军奔赴湖北解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汉三镇。湘军由此大举走出湖南,转战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形成了湘军主宰全国战场的战略格局。这三件事,是骆秉章对于胡林翼仕途重要性的佐证罢了。

       至于左宗棠,那就更不用讲了。骆秉章大他十九岁,可谓他的父辈。左宗棠仅仅为举人出身,没有任何官职,自号“湘上农人”,是一个在野人士。但他非常有才,是一个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人。曾任两江总督的贺长龄说左宗棠乃旷世奇才。在重视人才的骆秉章的视野里,自然将左作为人才网罗,但费了许多周折。先是请胡林翼引荐,但左的架子大,不愿出山;后又再三遣使请他出山,但他没有答应。骆便心生一计:假藉捐输,把左的女婿陶桄(原两江总督陶澍之子)拘押在巡抚署衙内。左宗棠一气之下赶到长沙,欲质问骆秉章为何乱抓人?当骆秉章听说他来了,亲自在大门口迎接,笑着对他说:“我只是想请你出山,岂敢屈辱陶公子”。接着,两人纵谈天下时事,彼此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左宗棠见骆秉章如此用心良苦,而且敬重骆的为人与坦诚,觉得不好再推辞,于是答应留下来,以帮助骆秉章对抗太平军。这便是《清史稿•左宗棠传》中说的“骆秉章至湖南,复以计劫之出佐军幕”的事,以这样的方法求才,在中国历史上当属少见。

       就这样,左宗棠做了骆秉章的幕僚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办公厅主任,做了一个高级打工仔。笔者十分欣赏唐浩明先生在珠海讲座时说了这番话:“左宗棠幸好是碰到骆秉章这样大器量的人,古今中外少有左宗棠这样跋扈的打工仔,也少有器量如此之大的像我们广东的骆秉章。我想今天换哪一个省委书记,大概都不能用他。”

       在经营湖南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而没有上司与下属那种感觉,为近代政坛提供了一个“最佳搭档”的典型案例。

       骆秉章气量超迈,大胆放权,使才无忌,先是将左宗棠倚为贴身谋士,其后竟将军政大事放手托付,以至左宗棠成为巡抚衙中的实际决策人物,包办了巡抚衙门内的大小事务,骆秉章却很少过问,俨然一名甩手掌柜。有人私下戏称左为“左副都御使’,也有戏称左为“二抚台”的,把这位无品无级的“师爷”视为湖南政界的二把手。足见,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左宗棠的才气和骆秉章的大气都令人钦佩。还有骆秉章那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气度和做法,仍值得今人学习。

       事实上,骆秉章这位甩手掌柜当得好。他让左宗棠的才智得到超常发挥,这位怪才用活了。当太平军冲击湖南时,左宗棠辅佐他“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撑危局,精心筹划,“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湖南的军事形势很快转危为安,湘军出省作战更是捷报频传,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连咸丰皇帝也知道“湖南有个左宗棠”。这实际上是骆秉章的功劳,没有骆秉章提供的广阔空间和宽松氛围,作为“师爷”的左宗棠不可能在政坛上脱颖而出,成为朝廷注意的一颗明星,更说不上后来的一代名臣了。

       可以说,重用并向朝廷推荐了一代奇才、“五百年来第一伟人”左宗棠,这是骆秉章对湘军、对近代湖湘文化,或者说对晚清历史的另一大贡献。

       二、怎样看待骆秉章?

       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历史人物,将其放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因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

       一方面,骆秉章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太平天国波澜席卷神州大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纵横驰骋,效忠于朝廷,受命于危难,在与太平军对垒中所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使之成为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洪秀全、骆秉章,都是花县人(今为广州市花都区),一个是新华街大布村人,一个炭步镇华岭村人,两地相距不过二、三十里。然而这一对同乡,一个是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领袖,为天王;另一个呢,则为捍卫清王朝的“中兴名臣”,为巡抚、总督。为了各自的利益,两人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互相厮杀了十多年,一个于1864年,具体地讲,是在天京(今南京市)失陷前死去,另一个呢,于1867年死在四川成都。至此,两人的恩恩怨怨留待历史去评说。

       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一场震撼全国、震撼世界的大革命。像洪秀全、骆秉章这些重量级政治人物,虽同为一县老乡,但作为两军主帅在政治舞台上直接抗争,这在中国历史上应属少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奇观,且有诸多回味之处。

       另一方面,骆秉章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军事家。一是清正廉洁。如道光二十年( 1840 年)奉旨以查库御史身份稽查户部银库,库官告诉他,按照例规,他们在收取各捐项时每一百两加收四两,二两由库丁均分,二两归库官及查库御史作为酬劳,你在此当一年的查库御史,大约有二万金的额外收入。骆秉章说:“我已受朝廷俸禄,这些额外之财,我分厘不敢接受,我也不想受人挟制,你们干这种勾当,即使不碍公事,也应酌量。”同时他吩咐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准需索分文。他知道从前库项亏短,多出在收纳捐官款项或各银号税项之时。由于库丁们收受了好处费,有以六、七百或四、五百作一千两来收取,也有以公事作人情,把成色不足的银两收归入库,损的是国库,肥的是私囊。这些陋习,他虽不可能一一纠正,但只要他在场,必定严格把关。他规定,每次收捐项与崇文门税课,要先打扫银堂,堂上只留银号一人,库丁二人(一人放法码,一人放银两),御史当面秤兑,不准库丁压秤,如银不足,尚须添补,即使是熟人上兑,也不徇情。有一回,吏部尚书潘世恩的亲戚“乾泰号”来交税,库官秤后说少了二十五两,潘是骆会试时的恩师,按情理可以通融,结果他还是让“乾泰号”补足了税金。由于他办事认真,得到了其恩师潘世恩和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赞赏,但同时也让惯于舞弊的库官、库丁们忌恨于心,想方设法要将他排挤出银库。二是知人善任。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时,手下人才济济,如左宗棠、刘蓉诸人极有干才,尤其是大胆信任左宗棠,待以国士,使其尽心竭力,敢作敢为。他不是将这些干才据为己有,而是积极向朝廷推荐,左、刘后来一跃成为封疆大吏(如浙江巡抚、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他这种“休休容容,取人为善”的精神,重视人才,用人不

       疑,实属不易。可以说,没有骆秉章,就没有曾国藩、左宗棠。三是许为奇才。这是曾国藩说的。骆秉章的相貌并不出众,但十分有才。在湘、川任职期间,广结地方官绅,整饬吏治,改革税制,发展经济,办理团练,集饷练兵,选用贤将,从物资、兵力、军饷等方面支援贵州、广东、江西、湖北等省湘军对抗太平军、其他起义军。

       另外,他在书法、文学方面也有造诣。尤其是深厚的书法功底,珠圆玉润,萧简古朴,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大度和大气。悬挂在佛山祖庙前殿的木刻对联"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已矣;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就是他的手迹。佛山市博物馆还藏有他的《楷书联》。

       时人是怎样看待这位重臣的?先看看朝廷吧。

       道光皇帝召见他时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汝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对他信任有加,并升侍讲学士,为皇帝的老师。

       咸丰八年(1888)清廷举行黜陟大典,骆秉章获赏头品顶戴。

       同治皇帝因骆秉章镇压石达开之功被加封太子太保衔;后又认为其在湖南识拔将帅有功,赐其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尽管他晚年眼患病,朝廷仍然十分器重,要政多有咨询,西南军事更倚重之,所举荐的人才不少得到重用。在他去世那年,还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兼四川总督,云南、贵州、陕西等省士吏之黜涉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与时任两江总督之曾国藩东西相望,成为声势赫赫的两位封疆大吏。在他死后,朝廷追赠太子太傅,赐谥"文忠"。在四川、湖南为他建专祠。

       再看看同僚与部下: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曾国藩,称骆为“吁翁老前辈大人阁下”,称其为“奇才”。

       在骆秉章死后,与他共事多年的成都将军完颜崇实,送挽联:“报国矢丹忱,古称社稷之臣,身有千秋公不愧; 骑箕归碧落,气引星辰而上,自营四海我何依?”骆任四川总督时,两人虽然一汉一满,但关系处得不错。

       而其部下左宗棠在听说骆秉章入督四川消息后,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说:“龠门(即骆秉章)先生之抚吾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其短。……其靖未形之乱,不动声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谓明治体而识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筹,形影相共,唯我知公,亦唯公知我。”大有为骆秉章离开湖南鸣不平的意思。据姚永朴《旧闻随笔》说: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后,问其僚属:你看我比骆文忠如何?僚属回答:不如吧。左问:为什么?答:骆文忠幕府有人才左公,左公幕府没有人才如左公。左宗棠大笑说:诚如子言,诚如子言!后来,左宗棠挽骆秉章联:“公为诸葛上流,尽瘁鞠躬,死而后已;我侍文忠数载,感恩知己,生不能忘。”

       那位对曾国藩一直持有成见的刘长佑,对骆秉章则是五体投地。在《骆文忠公奏议》里为骆遗像题词,自称“受业”(学生之意),有“皤皤国老,秩秩大猷 。忠诚内矢,神识外周。薇垣日直,柏府风遒。封圻建节,帏幄运筹。毂推群彦,旗埽蚩尤。功高玉壘,名覆金瓯。湘江泽被,剑阁勋留。允文允武,不竞不絿。其缓带轻,裘羊叔字。实纶中羽,扇武乡候。”等句,将骆比喻为诸葛孔明。

       而当时湖南政界出现这样的声音:“骆公治吾湘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吾楚福星也”。

       成都市民在骆秉章死后,"巷哭罢市",将他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还有人说在四川只有三国诸葛亮、唐代韦皋与骆秉章三人死后,才见到群众这种自发纪念的情景。

       总而言之,骆秉章抚湘督川十七年,支持和统率湘军对抗太平军,厘定了满清中兴的大局。消除战乱,安定民心,区域大治,给予人们安宁的生活环境。同时向国家培养和举荐不少的人才。没有骆秉章,就没有一大批清正廉洁,以落魄书生而成为一代名将的湘军人才群。就没有号称“五百年来第一伟人”的左宗棠。他是一个忠臣,是一个能臣。这是他对历史的最大贡献。

       

       参考资料:

       1、骆秉章著《骆文忠公奏议》四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印行;

       2、《清骆秉章先生自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印制出版;

       3、赵尔巽撰《清史稿》,(第三九、四十、四十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版;

       4、清李瀚章编纂、清李鸿章校勘《曾国藩全集》,中华致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5、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9月第1版;

       6、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

       7、《太平天国轶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6月第1版;

       8、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五册),上海书局1981年6月第1版;

       9、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轶事辑览》(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10、高先生《粤籍将帅骆秉章与湘军的不解之缘》。(2009年7月29日新浪博客);

       11、陈泽泓编著《广东历史名人传略续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12、常虹《晚清督抚骆秉章》,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3、摩天岭岭之鹰的博客《太平天国的另一克星——骆秉章•序》;

       14、贾熟村《试论骆秉章与湘军》,1993年第1期《岭南文史》;

       15、郑峰《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2008年第2期《安徽史学》。

       作者简介:李远(1957--),贵州德江人,高级职称,广州市花都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正处级)。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花都区骆秉章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曾任大学历史讲师、政史系领导。已在国内数十家报刊发表文章400多篇、约百万字,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天国南王》,有《彪炳史册的黔南人》、《广东故事全书•广州花都卷》、《菊花山下》、《黔南名人传》、《花都奇葩――民间文学作品集》、《狮岭盘古文化》、《虎啸龙吟――太平天国民间故事集成》等著作10部。获得花都区优秀文艺家“突出成就奖”、广州市优秀文艺家、第六届广州文艺奖二等奖、 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三等奖。另发表史学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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