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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名臣骆秉章
刘兴元

       骆秉章,原名俊,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炭步镇华岭村人,生于1793年,卒于1867年,享年74岁,清朝“同治中兴”名臣,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骆秉章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大清皇朝每况愈下,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运动烽烟四起,各地教民连年造反,席卷神州大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外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虎视眈眈,接连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大清朝先后与英国、美国、法国签订了《广州条约》、《中美望夏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大清王朝,泱泱华夏,完全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王朝处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自清王朝入关二百多年,历朝历代,无时无刻都对人多势众的汉人严加防范,特别是不让汉人握有军事实权。骆秉章入仕途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代皇帝,同治朝期间又发生了两次权力更替,如两宫太后与八位顾命大臣的权利之争;两宫太后与咸丰皇帝之弟恭亲王的权利之争。骆秉章一个以科举出身的汉人儒生挤身于十八省巡抚、八省总督之中,成为一方诸侯,其个人具备的素质,所具备的能力,其中的艰辛,其为人为官处世之道也是值得我们后人认真研究和学习的一门高深学问。

       一、少年立志,践行有恒

       骆秉章自小聪明伶俐,勤学苦读,立志求取功名。骆家以经营传统手工扎作和代写春联为生,兄弟三人,秉章最小,二个哥哥都没有读什么书,自小帮助父亲做生意,全家把希望寄托在他一人身上,仅供骆秉章一人读书。骆秉章六岁到私塾接受启蒙,开始学习,然后遍访广州、佛山、顺德周边有名的读书人和地方贤达,或拜为老师,认真读书写作。于1812年考取秀才。1814年与顺德的陈氏成婚。1819年的骆秉章可以说是福祸双至,首先是考取了秀才,但陈氏却病逝了。次年娶鹤山的张氏为继室,开始了一边为幼童教书,一边自己努力学习的半耕半读的生活,但也没有忘记为进京会考做准备。后经过四次会考,直到1832年已入不惑之年读了三十多年经书的骆秉章终于进士及第,恩科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取得了清朝官场的通行证。后授编修,翰林院侍讲学士,在京城为官十六年。但骆秉章并没有因为已取得功名,满足当前,而是仍像以前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高昂的斗志,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积累人生的阅历,净化自己的心灵,至56岁的骆秉章,为自己仕途进一步的辉煌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廉洁勤明,慎独自律

       骆秉章是个为人城府极深,表面庸庸碌碌而骨子里有主见的人。1840年,骆秉章奉旨以查库史身份稽查户部银库。库官告诉他,按照例规,他们在收取各捐项时每一百两加收四两,二两归库官及查库御史作为酬劳,就此一项,当一年的查库御史,大约有二万金的额外收入。骆秉章说:“我已受朝廷奉禄,这些额外之财,我分厘不要。”他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廉洁勤明,每次出入库,自己也严格按照规定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同时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要求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准索取分文,只要他在场,必定严格把关。有一回,史部尚书潘世恩的亲戚“乾泰号”来交税,库官秤后说少了二十五两,潘是骆秉章会试时的恩师,又实权在握,按当时情理可以通融,结果他还是要求“乾泰号”补足了差金。由于骆秉章办事认真,得到恩师潘世恩和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赞赏。但户部银库积年陋规根深蒂固,骆秉章的所做所为,让惯于舞弊的库官、库丁们忌恨于心,对骆秉章存有戒心,想方设法要将他排挤出银库。

       1843年,由于管理银库的大小官史分脏不均,内耗起来,事情传到道光皇帝那里,爆出道光朝乃至清朝以来最大的银库盗窃案。道光皇帝谕令刑部尚书惟勤等人前往盘查银库,经过查对户部的帐目,银库历年积余应有一千二百多万两,而银库中实际银两不足三百万两,亏空数目竟达九百万两之多,道光帝愤怒朱批:“朕愧恨忿急之外,又将何谕!”立刻重新组织了清查班子,派宗室载铨、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敬徵、兵部尚书裕诚、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赛尚阿前往核实查办,对所有自嘉庆五年以后的历任管库司员、查库御史及库丁书役等,逐细查明,开列名单,从严治罪。骆秉章因此受牵连,按“失察”之罪而被革职。又根据在职时间长短罚赔银两,因骆秉章任稽查史时按章办事,没有收取奉禄以外的银两,一时无法全数上缴。是在其亲家伍承禧和门生吴延溥及粱铁山、宋萼楼等同学、同乡的资助下,才能全数上缴。后经户部暗查此案并奏明骆秉章在稽查户部银库期间所做所为,道光皇帝深受感动。谕赐骆秉章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五品)用。道光召见时对他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汝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

       三、胆识过人,用人举贤

       骆秉章办事老练圆滑,在官场有极好的人缘。1853年4月,61岁的骆秉章第二次受命为湖南巡抚。当时的湖南省内吏治不严,民不聊生。三湘匪乱,由来已久,道光末年,武冈抢米杀知州,竟不了了之;耒阳抗粮;宁远会党打县城;新宁捧捧会之乱;李沅发造反等等在全国十八省中首屈一指,道光帝多次痛斥湖南的吏治。原巡抚陆费泉、布政使万贡珍、辰永沅,靖道吕恩湛,都是因贪污腐败,办事拖沓而交部严议,撤职查办。外部是太平天国把金陵改名为天京,建立国都,成立王朝,正是太平天国最兴旺的时期,洪秀全、杨秀清兵分两路:第一路从扬州出发,经河南,转战山西、河北、直逼天津;第二路为了控制长江中游以屏障天京和切断清廷与江南的联系,沿长江西上,开始西征。西征军一路势如破竹,再克九江、安庆、汉口、汉阳。控制了长江沿线的鄂、赣、皖、苏各省,对湖南及长江以南形成半包围状态,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作为临危受命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彻夜难明,想起从前在家乡时的一件事:那是一天晚上,同洪秀全等在月下池塘洗澡时,洪秀全出一上联:夜浴鱼池,摇动满天星斗;当时认为他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便对道:早登麟阁,挽回三代乾坤(罗世贤《曾国藩真相》),想不到洪秀全现在真的有如此能力。又想到自己数十年寒窗,殿试高中时立下的宏图大志,二十年多来的官服加身,皇恩浩荡,好不容易做到巡抚,一方大员,守土有责。如果湖南被太平军占领,如若洪秀全得了天下,他还有什么呢?只有保住清王朝,保住湖南,才有自己的巡抚,才能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他头脑是清醒的,同时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要维护湖南境内的稳定;首先想到的是整治吏治,肃清匪乱。如起用人才,接纳左宗棠等人入幕府;其次是发展经济,采取各种方法安定人心;再次是组织军队对湖南境内的动乱采取镇压;二是对外要防止太平天国攻打湖南长沙;筹集军饷继续支持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打击太平天国对湖南的包围和进攻。

       再次重用左宗棠。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字季高,号湘上农人,自称“今亮”,即当代诸葛亮,自许“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虽功名只一举人,然经纶满腹,才华横绝,当世少有,尤可奇者,此人长期潜心舆地,熟读兵书,通晓地理,天下山川,了如指掌,古今战事,如数家珍,且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1850年,林则徐从云南到福建养病,路过长沙,找来左宗棠,两人彻夜长谈,一直谈到天亮,才依依惜别,林则徐称为绝世奇才。1851年太平天国军围攻长沙时,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守长沙,且守且战,历经八十多天,确保了长沙的安全和稳定。张亮基调湖北后,左不愿去湖北,也离开了湖南巡抚衙门。骆秉章打听到左宗棠住在长沙陶公馆女婿家,就降尊纡贵亲自请左宗棠再次出山。左宗棠自说是山野村夫,无意仕途,骨子里却是个欲封侯拜相有大野心之人。今有湖南巡抚骆秉章诚意相邀,正好以此作为进入官场的梯子,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施展自己的才华。就移居巡抚衙门,继续履行幕僚之职,赞画军谋,成了骆秉章的秘书长。骆秉章也“倚之如左右手”,把所有政务,一古脑儿交给了左宗棠。当时湖南官场就有人戏称左宗棠是“左都御史”的官衔,是指他的行政地位俨然在骆秉章之上,因为当时骆秉章在朝庭中还有一个“副都御史”的官衔;也有戏称左宗棠为“二抚台”的,把这位无品无级的“师爷”视为湖南政界的二把手,可见双方关系交情之深厚,交往之真诚,交道之和谐。因此左宗棠的才气和骆秉章的大气都令人钦佩。

       稳定民心,发展经济,控制了咸丰年间湖南的金融风暴。咸丰年间的金融风波,主要是军费开支巨大,武陵等地遭受水灾,造成连年欠收,国家财政匮乏,旧金融制度难以维系。主要采取了两顶措施:一是“罢大钱”,公元1853年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兵饷大增,而各省官铸制钱不敷使用,户部建议各省自行开铸当十、当五十、当一百 (制钱)的大钱以平衡开支。规定使用时,与原来官铸的成色较足的制钱各半使用。农历6月,长沙宝南局指定长沙仓守定期雇炉头开铸。不久,布政使与仓守议行再铸当五百、当千用的大钱。骆氏深知其弊,坚决反对。局中炉头与仓守家人作弊,私铸大钱,而含铜减半。加之钱庄拒用大钱。而买私铸大钱,市面混乱一片,老百姓无法生活。骆氏当机立断:首先即用八成制钱收缴一千大钱,分县分段查清大钱数量,即行收缴。又发现私铸大钱达7万余贯,立即彻查私铸大钱。查得长沙府仓守与炉头一起舞弊,从中谋利,就将长沙府仓守宝南局委员革职,其炉头、家丁绞决,大钱风波才平息。不久,户部发下八万两纸钞作为湖南军饷,布政使请示骆氏,骆秉章不以为然,说:“当百大钱,尚有铜一两四五钱,且不能用,以尺幅之纸当银三两,其能用耶?此钞存库可也。”二是“剔漕弊”。是指湖南带头牵动邻近四省实行以减漕赋为主的改革措施。1854年秋,湖南战事趋于平息而结束,经济收入严重不足。当时情形十分严峻,如湘潭县以往收钱粮四五万两,只得四千余两。次年7月无人征纳。佃户们又因纳租后,收成不够成本,以致纷纷退佃。举人周焕南到藩司递请“求核定征收钱粮章程”,骆氏与粮道商议后,经修正,准按湘潭章程“完纳钱粮”,到12月,效果显著,湘潭钱粮的征纳达到十万多两,骆秉章又把此方法推广到全省。 1858年,改革已有三年成效,骆巡抚才向朝廷奏明。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俱学“湘潭章程”,参照修正而行。

       继续支持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团练。1853年开始,骆秉章大力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和编练湘军,支持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争夺湖北、江西,镇压湘南的天地会起义。如镇压桂东县农民武装;常宁天地会的斗争;永兴的所谓中“土匪”;镇压了广西农民在衡州的活动;击退了广东乐昌的农民武装;并购卖兵船开往南昌作战等等。1859年四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安庆集结二十多万人马,横渡长江进入江西、浙江,威胁苏、杭,苏、浙乃是清廷库银的主要来源,这两省一失,清廷财政将遭受重大影响。此时各省的湘军各自为战,无人能够统一指挥,咸丰帝感到束手无策时,骆秉章与湖广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一起,向咸丰皇帝保荐在家为父守丧的曾国藩再次奔赴前线督办军务,为湘军统一指挥,最终攻克金陵取得全面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湘军长期在外省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湖南成为湘军募兵筹饷的大本营,这与当时湖南官场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据记载:仅1856年,曾国藩派遣湘军开赴浙江与太平军作战,湖南每月调度拨付饷银三十万两,一年就达三百六十万两。至1863年7月,湘军攻占太平天国国都金陵,清廷论功行赏,称“四川总督前任湖南巡抚任内,荐贤使能,创办团练克复城池。其欲楚师饷项,尽心筹划,不遗余力……著加恩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

       四、有勇有谋,忠于王事

       1850年骆秉章由贵州布政使升湖南巡抚,辉煌的政治生涯从此开始。1851年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义,清政府命大学士赛尚阿领兵驰赴广西镇压太平军,道经湖南,带文武随员上百人,到粤时以沿途州县未能满足供应为由,竟参湖南抚藩废驰,骆秉章因而被罢官。不久,虽有朝廷“回京另候简用”之命,但要等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到长沙,才能交接上京。当时长沙城墙到处塌陷,城门都关不了,城垛基本上没有了。当时长沙城内清军只有兵勇八千人,并且没有一员有作战经验的将领。骆氏估计太平军随时有可能进入湖南,感到情势十分危急。在新任巡抚张亮基未到的情况下,率先带头捐修城款三百两,要求省城司道官员都捐款。又即奏请借库款两万两开始修复城墙。催督军民日夜抢修,经过三个月时间基本修好。此时,萧朝贵带领太平天国起义军杀到长沙,奋力攻打长沙城。守城的将士才真正明白:骆秉章提议的修复城墙的决策和调度方略是何等正确和及时的。由于城墙坚固,城防严密,坚守到9月,各省支援湖南的清军六万余人陆续赶来,太平军方面洪秀全和杨秀清在两次攻城失利后,主动撤退,长沙随即解围,骆氏感触良多。后他在《骆秉章自撰年谱》中写下如下两段话:一、“……长沙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御贼,以致北窜亦恨事。”二、“两广总督徐广缙在广西带兵到湘,不敢到长沙,止住湘潭,殊属可笑。”由此可见骆秉章当时感受到清朝吏治和绿营兵的溃烂无能,有些无可奈何心情。

       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率领二十多万大军从安庆离开赣南,开进湖南,将进入巴蜀。咸丰帝认为石达开部是太平天国中最危险的,急诏令曾国藩进入四川围剿。曾国藩不这样认为,又想夺取攻克太平天国国都金陵作为首功,达到自己封侯拜相的目的,不愿带领清军进入四川。云南李永和与蓝朝鼎农民起义队袭取了数十里物资富饶的自贡盐场,队伍发展至十余万,也由云南入四川,起义军指向川西和成都。成都危在旦夕,此时清廷十万火急调骆秉章率部分湘军进入四川平定。

       1860年7月,67岁的骆秉章奉调入川,督办军务,率湘军萧启江部一万二千余人进入四川。他摸清形势后,针对敌方“分兵略地”之战略,决定实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并施展反间计,分化瓦解。当两军对阵之时,蓝朝鼎部下参与机要的文书黄鼎叛变,骆氏遂掌握义军布防的一切军事机密。 指挥清军步步逼进,并合围猛攻,杀死蓝朝鼎。不久,骆秉章再集中兵力围攻铁山,川军、湘军封锁四方,最后引环龙河水淹灌。1862年10月18日发动总攻,李永和在突围中战死,至此,李蓝主力已经被歼灭。当年京察,“赏加太子少保衔”。

       1863年,石达开率领三、四万太平军横跨大渡河,直取成都。骆秉章策划,由川军、湘军和土司“夷兵”组成的大网撒在大渡河两岸。特别是清军占领马鞍山后,太平军可以说是弹尽粮绝,石达开陷入死地。骆秉章命人竖起“投诚免死大旗”,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表示以个人生死来换取部下生命安全。骆秉章乘机派杨应刚赴石达开大营游说,“力劝达开解甲归田”。石达开见“大势已去”,率部下缴械投诚。

       骆秉章效忠朝廷不遗余力,屡获嘉奖,得“赏头品顶戴”、“晋加太子太保衔”、“赏戴双眼花翎”、“晋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等。

       五、资望高深,老成硕望 

       骆秉章于1832年中进士后,留京做官十六年,其中最显赫、最荣耀的职位就是做过道光皇帝的侍讲学士,在朝野有帝师之尊,从而蜚声士林,享有极高的人望,因此咸丰皇帝和后来的同治皇帝对这位先帝之师也尊敬有加。

       在湖南当巡抚期间,由于连年征战,湘军先后有数万名将士在沙场捐躯,他最早在长沙建立“湘军忠烈祠”,以祭奠阵亡英灵,抚恤烈士遗属,从而激励军心,鼓励为国尽忠,他还筹款在湘军战斗过的地方建立“表忠祠”,在曾国藩家乡湘乡建立“忠义祠”,支持李鸿章在无锡筹建“淮湘昭忠祠”等,同时还在长沙成立荣军遗族学校“求忠书院”,以祭祀牺牲的“员弁兵勇”,表彰“力战殒命”的湘军将士,让死难士卒的子弟入学读书,这一凝聚军心、慰藉军魂的举措深得人心。

       骆秉章在四川执政七年,保境安民,造福百姓,深得人心,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当时人评:“曾文正公督两江,凡湖广两粤闽等大吏之黜陟(升降),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骆公督四川,凡滇黔陕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

       1867年,骆秉章升“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同年11月,骆秉章因病死于任上。朝廷追封其为“太子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谥号“文忠”,其灵位入祀京师贤良祠,并于四川、湖南两省建立专祠,生平政绩由国史馆立传,灵柩回籍安葬,祖辈四代荣得追赠,子孙均受封荫。赐长子天保为郎中,次子天诒为举人,诸孙也同沾皇恩。四川中民众“野哭巷祭”,“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四川民众“如丧考妣”。《清史稿》也评价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四川百姓把骆秉章比做历史上四川两位口碑极佳的古代名臣诸葛亮和韦皋,足见骆秉章治理四川期间功德深入人心,人气资望也无人企及。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刘兴元(1970--),湖南益阳人,中共党员,2001年转业到花都区芙蓉旅游度假区管委办工作,任白沙田油茶场党支部副书记、广州市芙蓉嶂物业有限公司经理(法人代表)。先后在《花都文史》发表《芙蓉飞瀑》、《资政大夫祠》、《重阳节与花都习俗》、《三华村御史大王诞》等有关花都文史方面的文章,在《今日花都》发表新闻稿件和专题报道数十篇,2008年度被评为花都区优秀新闻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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