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骆秉章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所处之时代，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太平天国波澜席卷神州大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纵横驰骋，效忠于朝廷，受命于危难，其与太平军对垒所立下的“赫赫战功”，也使之成为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关键词]：骆秉章 抚湘防务 督师四川 太平天国
一、求学进取 大器晚成
骆秉章，原名俊，37岁时改名秉章，字籲门，清乾隆五十八年（1893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省花县县炭步镇华岭村。因曾祖骆国佑及祖父骆楚行于乾隆年间已从花县迁居佛山，故秉章虽出生于花县，不久即往佛山与父亲骆珝元（号诚斋）同住。当时的佛山，已发展成为中国“四大名镇”及“四大聚”之一，商家云集，人文荟萃，百货充盈，人流如鲫。骆氏一族流寓佛山，骆珝元以经营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维生，日子过得不甚富裕，要跻身上流阶层，科举进取乃谓正途，秉章弟兄三人，他排行最幼，且以其天资最为聪颖。由于家境清贫，骆氏无力供三个儿子一起读书，大哥很早就帮父亲挑起家庭的负担，不久，二哥也辍学助父营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秉章的身上。嘉庆三年（1789年）十二月，骆珝元领着6岁的秉章到安宁里拔贡生谭守让先生私塾接受启蒙。次年，又到安福里改从举人谢维玑为师。过了两年，父亲再为9岁的秉章易师，拜于南海宿儒建平门下，梁先生的私塾设于深水瓯梁家祠，这一年，秉章正式开笔为文。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秉章20岁以第三名考中秀才前，他先后换了八位老师，佛山镇内的天官坊、劳家祠、孖楼脚李家大厅、大墟平心何公祠、花楼塘杨依仁堂、栅下德寿考、万元里良宰曹公祠等处均可追溯其读书的踪迹。21岁至26岁，他来往于省禅两地求学应试，岁考及科举均名列前茅。27岁应乡试，中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已卯科第五十八名举人，兴高采烈之际，原配夫人陈氏却病逝于中秋月圆之夜，陈氏乃顺德人，与秉章结婚五年膝下尤虚。次年6月，骆家为秉章续娶鹤山张氏为继室，住舍人正街福善里（今福仁里），他在太上庙附近的冼家祠一边教读，一边为进京会考做准备。道光二年（1822年），他与何润之（崑山）、任元梓（次桐）、谭应龙（虹桥）、潘蓉森（桂生）一道经苏杭东线第一次赴京会试，此次会试秉章虽无功而返，可京师繁华的景象使他眼界大开，留京小住后与陆沾荣（寸云）、程贵时（黻屏）、陈荣（兰阶）等一同会试的广东举人一起从西线经樊城、洞庭、汉口、湘潭折返。回到佛山，秉章先后租用细巷廖家厅及金丝行会馆等处教书和研读。道光五年（1825年）骆夫去世，秉章将父亲归葬于花县祖籍，并在华岭乡中的骆氏大宗祠内教读一年，次年，仍回佛山金丝行会馆继续执掌教鞭。道光九年（1829年），秉章与程黻屏、陈兰阶一道再次赴京会试，可惜依然名落孙山。这回，秉章可是有点迷信宿命了，到礼部呈请改名，他原名俊，改字秉章为名，字籲门。返禅后仍在金丝行会馆教读，不久，长子天保出生，中年得子令秉章万分欣喜，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也坚定了求学进取的信心。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第三次上京会试，同行的有三水举人梁麟英（铁山）和花县举人宋树（萼楼）。功夫不负有心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骆秉章考中壬辰科第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他已年界不惑，可谓大器晚成。
二、清正勤明、不徇私情
骆秉章从41岁到56岁的十五年间，基本上是留任京官，期间曾有回籍祭扫、纳妾何氏、崔氏、女儿配适东华里伍承禧之子伍鸣成、母丧守孝、掌教广州粤华书院等。以翰林院编修历官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学正、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湖北按察使等职。
在这十五年间，骆秉章曾数经度起落。道光二十年（1840年）奉旨以查库御史身份稽查户部银库，库官告诉他，按照例规，他们在收取各捐项时每一百两加收四两，二两归库官及查库御史作为酬劳，你在此当一年的查库御史，大约有二万金的额外收入。骆秉章说：“我已受朝廷俸禄，这些额外之财，我分厘不敢接受，我也不想受人挟制，你们干这种勾当，即使不碍公事，也应酌量。”同时他吩咐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准需索分文。他知道过往库项亏短，多出在收纳捐官款项或各银号税项之时。由于库丁门收受了好处费，有以六、七百或四、五百作一千两来收取，也有以公事作人情，把成色不足的银两收归入库，损的是国库，肥的是私囊。这些陋习，他虽不可能一一予以纠正，但只要他在场，必定严格把关。他规定，每次收捐项与崇文门税课，要先打扫银堂，堂上只留银号一人，库丁二人（一人放砝码，一人放银两），御史当面秤兑，不准库丁压秤，如银不足，尚须添补，即使是熟人上兑，也不徇情。有一回，史部尚书潘世恩的亲戚“乾泰号”来交税，库官秤后说少了二十五两，潘是秉章会试时的恩师，按情理可以通融，结果他还是让“乾泰号”补足了税金。由于秉章办事认真，得到恩师潘世恩和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赞赏，但同时也让惯于舞弊的库官、库丁们忌恨于心，想方设法要将他排挤出银库，积年陋规根深蒂固，使库项亏短的问题并未因秉章的清正勤明而杜绝。道光二十三年（1843），户部银库亏空数目竟达九百万两之多，秉章受牵连“失察”之罪而被革职，罚赔一万二千八百两。这笔罚款对于清廉的骆秉章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其亲家伍承禧和门生吴延溥及梁铁山、宋萼楼等同学、同乡的资助下，才能全数上缴。后经户部暗案奏明秉章平日所为，取得了道光皇帝的信任，颁旨用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到二十八年（1848年）间。骆秉章奉命到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办案，在江苏查办知府周沐润、知县秋家丞等七人的违法案件时，虽将事情查清并分别治罪，但他在向朝廷报告时，没有追究知府的上司总督对下属督查不严之责，没有“随案附参”，又被“严行申饬”。在祸福得失、宦海浮沉之间，骆秉章似乎参透了一些人生哲理，为人处事更练达谨慎，且看佛山博物馆保存的骆秉章书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一副对联：“歌器一满即倾常虑亏从盈处伏，谦卦六爻皆吉须知益自损中来。”
三、抚湘十载 尽忠朝廷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十二月，皇帝起任骆秉章为湖北按察使，四个月后，升贵州布政使，三个月后又调云南布政使，八个月后再升湖南巡抚。云、贵、湘乃当时多事之地，朝廷却委以重任，可见清政府对他还是相当的倚重。在湖南巡抚任内，他也确实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驻守常德、岳州及辰州的水陆清兵，因地方歉收经费不足，买粮困难，骆秉章批准由地方财政借支一个月的饷银，度过难关。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因武陵等处遭受水灾，堤防冲溃，连年失收，农民难以独立修复堤坝，他即报告朝廷，请在省司库款项内，借银发给各县进行修复，并按被淹田亩数，分年征还借款，获得批准。湖南每年有五帮漕粮运往荆州，因上年受灾而缓征，漕运部门无力办理，也无法筹到款项，骆秉章据实报告朝廷，请准借银39000多两解决了困难。咸丰四年（1854），骆秉章查出户部设在长沙的铸钱机构宝南局中的驴头与长沙府仓守家丁通同舞弊，私铸当五十、当百大钱，立刻严拿究办，这些都是他在湖南所办的有益之事。
然而，骆秉章真正的“辉煌”业绩并非文治，而是武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不遗余力地参与了镇压行动，对境内天地会和起义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屠杀。起初，湖广总督程矞采到湖南，会同骆秉章及提督于万清督办防务，三人联名报告清廷，决定采取“严密防堵”和不分省界“相机进援”的方针。咸丰元年（1851年）十一月，他们屠杀了衡阳、清泉的天地会会众左家发等60多人。次年四月，太平军进攻桂林，骆秉章等在湘桂交界处调集各路官兵严密防堵，但终于无法抵挡太平军的强大攻势。六月，太平军进入湖南，占道州，清廷认为骆秉章“未能事先预防”，被降三级留任。接着，太平军攻克江华、嘉禾、桂阳各州县，骆秉章又被革职留任。八月，太平军攻克湖南重镇郴州，九月，直逼省城长沙，并占制高点妙高峰，骆秉章率清兵拼死抵抗，并令用大炮轰击，又派兵出城作战，均未能打退太平军。该战役震动了清廷，湖广总督程矞采被革职，骆秉章被命待事情平息后再作处理，仍暂留办理长沙防务事宜。十一月，太平军主动撤离长沙，由岳州进入湖北。于是骆秉章以“功过尚足相抵”而免于处分。但后来由于未能防止太平军由岳州进入湖北，又被降三级。
清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骆秉章卸湖南巡抚之职北上京师，中途又奉命留在湖北协助防守，尚未抵达，武汉三镇就被太平军占领，清廷命令骆秉章暂时代理湖北巡抚职务，驻荆州、襄阳处理地方政务。二月，太平军放弃武昌，沿江东下，骆秉章兼程赶往省城办理善后事情。三月，被重新任命为湖南巡抚。当时，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奉命在湖南操办团练（即湘军），骆秉章给予大力的支持，并推荐湘阴举人左宗棠协办军务。六月，骆秉章派县丞王鑫镇压了桂东县的农民武装。接着派营兵800名往南昌协助进攻太平军。七月，又奏请皇帝令广东督抚购买兵船，由管带黄开广驶往南昌作战。八月，广西兴安恭城农民武装到衡州活动，骆秉章即派道员徐家瑞率兵前往镇压。同月，广东乐昌农民武装攻兴宁，又令县丞王鑫带兵击退。十一月，又派知府张荣组等镇压了常宁天地会的斗争，逮捕了首领吴玉等人。又派直隶州罗泽南镇压了永兴的所谓“土匪”，“首要各犯多被斩擒”。骆秉章为朝廷卖命，可谓不遗余力。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太平军西征军在湖北黄州大败清军，再进占汉口、汉阳，四月入湖南再占岳州和湘潭，与湘军水陆激战七天，转战长沙之靖港，全歼曾国藩的水师，曾国藩差愤难当。事后，骆、曾联名向清廷提出“数省合防”的建议，得到批准，随即从贵州、广东调三千清兵入湘，并重建水陆各军。在援江西、助湖北的用兵问题上，在操练水师及筹粮、筹饷、筹兵械等问题上，曾国藩多次致函骆秉章共商谋划。现从佛山博物馆藏曾国藩致骆秉章书札中录其一通，可为佐证。
籲翁老前辈大人阁下：
今日见鲍提军，渠言贵州兵二千宜尽数遣往江西救援，侍服其言甚为斩截有识。目前，侍倡议云贵兵三千以一千援江西、以一千留湖南。老前辈广于采纳，恰与拙见相同，日内细西，长沙有兵勇五千余，实已足敷防守，而江西贼数日增，若非厚集援兵，竟难保其万全。鄙见前以一千往援之说顾未可用，即昨以千四、千二奉商之说，亦犹嫌拖泥带水，不能从大处商榷也。
老前辈休休有容，毫无成见。虽已以一千之说出咨行札，然苟有利益，自可即时更正，竟求卓识，反复熟计，此时江省重围未解，但可多添一兵，总以多去为妙，并求就提军一商，明日即须裁决，至要至要。平江林令捐资募勇五百赴毛竹山防堵，实为可取，昨已商定批准，求速委员往办县事。林令之勇似应以银数百犒之，盖省中若调兵勇五百去防堵，厕所费在二千以外，林令此举似宜有以奖励之，敬求老前辈与司道诸位大公祖一商。专此缕陈，敬请台安，不具。侍制国藩顿首 廿四夜
七月，湘军大举进攻，占湘潭和岳州。八月，在城陵矶又大败太平军。接着曾国藩便率湘军东下湖北。九月，骆秉章又击退两广天地会对道州的进攻。这年，骆秉章的最大“功绩”是稳定了湖南、全力支持了曾国藩，从而获得了清廷的更加信任。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太平军攻占汉阳，四月三克武昌。骆秉章率副将杨载福、知州彭玉麟带领水师援鄂，咸丰帝令他全面筹划进攻计划。当时湖广总督杨霈需要把金口防守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等调往汉川防守，以“防贼北窜”，骆秉章不同意。最后，皇帝下令按骆秉章的意见办理。当时，太平军主力征展开消灭江南、江北大营的战斗，两湖无大战事，骆秉章即全力进剿各地农民起义，且往往跨省进剿。咸丰六年（1856年）派兵入贵州帮助镇压同仁苗民起义，又派兵到江西镇压农民武装，攻占袁州、分宜两城。由于“尽心调度”，被清廷“加恩赏戴花翎”。十一月，再派兵赴铜仁，俘虏了起义将领董浩然等人。咸丰七年（1857年）再次派兵至江西吉安，杀死农民领袖胡寿阶，并攻占临江府城。十二月，兵发广西，攻占兴安，兵抵平乐。于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又获清廷“赏加头品顶戴”。十一月，又派兵分头镇压贵州镇远、广西思恩的苗民起义。
太平军将领石达开离开天京后，咸丰九年（1859年）转战湖南、江西、湖北各省，骆秉章调度兵力分头截击，两军对垒，伤亡无数。骆秉章曾在长沙建祠，祭奠死亡士卒，又在湖南和作战过的省份建“表忠祠”，表彰“力战殒命”的将士，并成立“求忠书院”，让“阵亡”人员子弟入院读书。
四、督师四川 鞠躬尽瘁
咸丰十年（1860）六月，骆秉章奉命入川督办军务，七月，任命为四川总督。当时云南蓝朝鼎领导的起义势力正盛，十余万人进攻绵竹，骆秉章亲自率兵“进剿”，连破义军营寨十多座，解了绵州之围，并乘胜追击，杀死义军四方余人。后来义军与眉州李永和义军联合，联营百余里，骆秉章又派大军进剿，至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蓝朝鼎义军被歼灭。于是，骆秉章又获得“赏加太子少保衔”。不久，云南农民武装周进攻岳池，占新宁城，又被骆击退。骆秉章遂派兵分路进攻占据青神的李永和义军。义军战败，将领周邵勇、吴崇礼等168人被杀或被俘，四千多人被驱散，“川南北一律肃清”。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石达开穿越云南、贵州，渡过金沙江，突入川西，骆秉章派重兵扼守大运河。五月，石达开被围于安顺场，已无力再战，写信给骆秉章，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随后自带儿子等人入清营。但骆秉章却把太平军余部七千多人杀害，石达开则被押解成都处死。太平军将士的鲜血为骆秉章铺垫了更加通达的仕途，他在川东还杀害农民领袖郭福溃等人。七月，太平天国天京沦陷。同治皇帝因骆秉章“懋著公忠”嘉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九月，进入汉中额甘肃回民起义军进攻阶州，这时，骆秉章虽老病缠身，仍调度兵力击退义军。
同治四年（1865年）起，他因患严重白内障眼疾，多次向朝廷请求开缺回籍治病，同治皇帝却以骆秉章老成硕望、调度有方为由不以获准，仍让他“力疾视事”，仅赏以短假调理。在他养病期间，派崇实兼署四川总督事务。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骆秉章被授予“协办大学士”称号。十一月十七日，骆秉章因旧病复发，死于四川成都任上，终年75岁。
骆秉章去世后，朝廷追封其为太子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谥号“文忠”，其灵位入祀京师贤良祠，并于四川、湖南两省建立专祠，生平政绩由国史馆立传，灵柩回籍安葬（墓址位于今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镇，现仍存），祖辈四代荣得追赠，子孙均受封荫。赐长子天保为郎中，次子天诒为举人，诸孙也同沾皇恩。骆秉章临终前自挽长联一副，作为自己一生的概况：
“十载忝清班，由翰、詹、科、道而转京卿，奉使遍齐州、汴州、吴州，回首宦途如梦幻：廿年膺外任，历鄂、黔、滇、湘以莅巴蜀，督师平李逆、石逆、蔡逆，殚心戎务识时艰。”
目前，佛山市禅城区红风大街福仁里（原名舍人正街福善里）还保存有骆秉章旧居，为三进深、二层高硬山顶青砖木结构，面宽约6米，纵深20多米（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仍有骆秉章长子骆天保后人居住，街口地面尚存道光年间“福善里”街额。东华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内骆秉章旧居为其次子骆天诒后人居住。2002年，笔者曾到南海区罗村镇三雅大队辖区骆秉章墓址处，整个山岗被利用为承包的鸡场，据骆氏后人告知，原墓前有石人石马，文革时被推下岗前池塘（池塘尚在）。花县炭步镇华岭村原“骆大夫家庙“已被改建为小学，仍存有梁九图题《骆大夫家庙》石额（断为两半），家庙建筑雕花石栏板、石构件、旗杆夹等散见于厕所外或猪栏内。这些文物遗存是否还有保存利用的价值，期待有识之士卓见。
参考文献：
[1]清光绪版《骆文忠公自订年谱》;
[2]民国版《佛山忠义乡志》;
[3]柯劭忞《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三;
[4]徐珂《清稗类钞》;
[5]骆湛才《骆氏家族简谱》;
[6]赖达观《骆秉章》;
[7]佛山博物馆藏《曾国藩致骆秉章书札》。
作者简介：张雪莲，女，佛山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主任。从事文博工作30余年，参与筹组博物馆多个大型陈列、开展文物征集和编撰陈列大纲；致力开展馆藏文物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曾发表专业文章和论文数十篇。代表作有《佛山精武体育会》、《佛山祖庙东华里片区文化线路开发的研究》、《民国时期佛山李众胜堂药业发展及其旧址的现实意义》、《从吴荣光〈授经图卷〉看阮元思想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