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为官为人的经典。孟子的“修身”说，把“修身”为人看成封建时代为官治国的最起码的资格。在此人生境界下，有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了“衙斋犹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为官“忧天下”，成了几千年人们尊崇至今的品格，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借鉴吸取。时代虽然产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换，刘少奇同志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仍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行了共产党的新演绎，赋予“修养论”以共产党人所共知的新内涵，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增添了新的生命力。治政先治身，这是为官为人古今遵循的规律与真谛。
骆秉章，一个四十岁才求取功名的儒生，一个以文治武功成为清季戴双眼孔雀花翎，位极人臣的干吏；一个湘淮军之外，对太平天国威胁最大的能臣；一个在历史关键时刻决定历史走向和人物命运的不世人物。一千多年来，先祖骆秉章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精神品质，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裔孙们。
“当官不饬吏治，军谋更非所长，而任将甚专，且果杀戮”。但也不得不承认，骆秉章“生平廉素，及殁，布帐一，银百两，破笥二而已，家无田屋以处子孙”。仅此而论，骆秉章的确为官不贪，可以算得是廉吏了。可见骆秉章无与伦比的贤能、极其高尚的品德多么深入黎民百姓之心。
骆秉章原名俊，以字行，改字钥门，道光十二年壬辰科（公元183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伏羌进士李则广同岁且同榜）。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任都察院江南道御使。查库三年，铁面无私，亲戚友人亦不留情面，严拒行贿，廉洁清高，颇有其祖骆英之风。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擢侍讲学士，出为湖北按察使，迁贵州布政使，调云南。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擢湖南巡抚。督抚湖南期间，诚邀左宗棠入幕，深为器重。使其学识、才干得到充分发挥。左宗棠以“士为知已者死”的劲头，居湖南幕府长达六年之久。经济上锐意改革，“抽厘”、“减漕”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财政困境，且“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当时有“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之语。秉章爱才、爱民之举在清廷朝野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穆宗即位，擢授骆秉章四川总督。当时四川号称极乱之区，秉章到川后，励精图治，平乱安民，形势大有改观。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率军用奇计生擒转战十数省，声威震天下的翼王石达开。其军事、吏治才能亦可窥斑见豹矣。例如：道光三十年（1850），骆秉章任湖南巡抚。
人才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财富把有才者举荐出来，为社会效力，不仅是人民的愿望，更是当权者的职责。如果人才得不到正当的使用，或者根本不用必然造成社会不稳，国家不安，地处偏安一隅的骆秉章更是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一般说来，古今有才者，大多有自己的十性。只要领导者能礼贤下士，不求全责备，无不如湖水归大海一样投入统治者的怀抱。正如《吕氏春秋》所说：“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
左宗棠深感宦路艰难，良木难择，一头埋进了书籍与田园之中，决意不再贸然出山了。继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早闻左宗棠大名，多次派人送信请出入幕府，他执意不从。骆秉章于心不甘，便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陶桄（左宗棠的女婿）的公馆里来了个官差打扮的人，手持一张大红请柬，陶桄接过请柬一看，原来是骆中丞请他去做客，陶桄不知是计，即同来人前往。一进巡抚衙门，骆秉章命人好茶好饭细心伺侯，每日里陪他到后花园看看景，聊聊天，就是不放他回家，暗地里故意派人在外面散布消息，长沙城里一时沸沸扬扬，都说骆巡抚将左宗棠的姑爷扣为人质，逼他赞助巨额军饷，如果不如数交出银子，还要皮肉受苦，左宗棠闻讯大怒，岂有此理，堂堂的陶家公子、左家姑爷居然成为勒索的对象！左宗棠气冲冲地闯到巡抚衙门，骆秉章一见左宗棠果然前来，哈哈大笑，急忙“倒履相迎”。左宗棠知道原委后，哭笑不得，感于骆秉章的诚意，遂答应全力辅佐，从此在骆的幕府里一待就是六年。六年里，骆秉章待左宗棠如心腹，倚左宗棠如股肱，话无所不允，计无所不纳。对于这个“代理省长”的职位，左宗棠是当仁不让，既然你骆巡抚敢放权，我就敢放开手干，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无不敢作敢为。他代巡抚大人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深四更，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饱享齐人之福的骆巡抚从小老婆暖暖和和的床上“揪”起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又搬出半坛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乐得当个甩手掌柜，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宗棠弄权过瘾之余，还要嘲弄自己的老板，说什么“公犹傀儡，无线以牵之，何能动耳”？够损的了，骆老板却一笑置之。左骆这对绝妙组合真是法力无边，不久湖南就内清四境，将石达开逼出湖南；外援五省，为在鄂、赣、皖等省前线作战的军队调拨粮饷、军械、船只，仅在咸丰六年至八年的时间里，就替当时正在江西作战的湘军解送饷银达290 多万两，也正因如此，左宗棠政绩日隆，声名鹊起。特别在曾国藩靖港兵败欲投水自尽时，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劝带骂，使曾国藩幡然自悟，于逆境中再度奋起，俨然成了曾国藩和湘军的救命恩人。
秉章晚年愈负重望，朝廷要政多咨决，西南军事胥倚之，所论荐人才，如左宗棠、刘蓉、黄淳熙等，悉被任用，著勋名。《清史稿》载“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於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骆秉章督川时，适有伏羌进士黄成彩，任四川知县。秉章查知黄籍伏羌，故召见黄，询问伏羌情况，并说明他先人落户广东的事迹。同时给伏羌老家捎书一封。伏羌老家十一世骆维骐得书后，於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携宗谱赴川探省。不幸到达成都后，秉章去世，其公子留住数月，给予路资返里。骆秉章督川六年余，卒于任上。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廉俸银。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广西。仅此一端，可见骆秉章之“廉静有余，必可信也”。他虽无政绩可言，但仅此“守廉”一端，似仍可称之为“独善其身”者了。
骆秉章的廉洁自律，在官吏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稽查吏部银库事、因未能满足大学士赛尚阿的要求而被参事、以被黜之身担起长沙保卫战职责之事、脍灸人口的“剔漕弊”和“罢大钱”两事，以及制订合理税收的“湘潭章程”事，特别是骆氏与曾国藩两人关系不大融洽，当曾国藩靖港失败后，众人想会同骆秉章弹劾曾氏，而骆秉章却以识人之德服众，开有容之风，终使曾氏反败为胜之事，也没过多描述。至于骆氏化妆成游学先生到白水洞诚邀左宗棠入幕，又计赚左宗棠的故事亦没放入书中。我只对他力解民间疾苦感到敬佩。当他主政四川时，其时离“湖广填四川”还不足百年，川省经历太多苦难，百业凋零、土地荒芜，又经历多次暴乱，使饱受战火的土地再历蹂躏。而来自各地的民众自成帮派，对四川的局面极其不利，是他全力以赴，大力整治川中各务，终让蜀中唱出“若要川民乐，除非马出角”的童谣。
“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古之为官者视之为最高境界和人生理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的是立功；清正廉洁，威武不屈，说的是立德；学富五车，道德文章，则说的是立言。但一旦入了官场，要实践“三不朽”谈何容易？单说官场忙碌，应酬无暇，要读点好书，留点好文章，就很难办到。为好了官，未必能兼顾事事不朽。作为毛泽东大秘书的田家英，公务、读书两头忙，最后的结论仍是“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至于大公无私，忧乐人间，奉公克己，那就更是对历代为官品行的严峻考验了。力行“三不朽”，对今天恐怕仍大有裨益。
“罢大钱”，是指咸丰三年（1853）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兵饷大增，而各省官铸制钱不敷使用，户部建议各省自行开铸当十、当五十、当一百（制钱）的大钱以充度支。规定使用时，与原来官铸的成色较足的制钱各半使用。六月，长沙宝南局（铸钱机构）指定长沙仓守定期雇炉头开铸。稍后，布政使与仓守议行再铸当五百、当千用的大钱。骆秉章深知其弊，“力止之”。数月后，举重了；局中炉头与仓守家人作弊，私铸大钱，而含铜減半。加之钱莊拒用大钱。而买私铸大钱，市面混乱一片，“旬月之间，歇业者不知凡几”，“民情洶洶，几至罢市”，老百姓更无以为活。骆秉章当机立断：首先即用八成制钱收缴一千大钱，分县分段查清大钱数量，即行收缴。又发现私铸大钱达7万余贯，次即彻查私铸大钱。查得长沙府仓守与炉头“通同舞弊”，立将管局（宝南局）委员革职，其炉头、家丁绞决，大钱风波即行平息。不久户部发下8万两纸钞作为湖南军饷，布政使司请示骆秉章，骆秉章不以为然幽默地說：“当百大钱，尚有铜一两四五钱，且不能用，以尺幅之纸当银三两，其能用耶？此钞存库可也。”咸丰年间的金融风波，其实是军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匱乏，旧金融制度难以维系，在银码符号上以小充大，或滥发纸币都会造成平民百姓倾家荡产的危险，而国家赋税和军饷也随之落空。骆秉章深明此理，也为湖南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骆秉章做的第二件事是“剔漕弊”。是指湖南带头牵动邻近四省实行以减漕赋为主（包括地丁银）的改革措施。咸丰四年（1854）秋，湖南战事渐息而結束，作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不能不考虑到下面两个相连而又相关的问题：一是如何安定人心，以防动乱；二是如何筹措军饷，以协助邻省战事，包括支持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在江西与平军激战。这时左宗棠正做骆秉章幕僚，因而减赋之事实由骆左二人共商策划，骆秉章决策。减漕赋具体缘由是一个叫周焕南的举人到藩司递“求核定征收钱粮章程”，被拒斥解发回湘潭县所引起。是时，情形严峻，湘潭县以往收钱粮四五万，咸丰四年只得四千余两。次年七月无人征納。佃户们又因纳租后，收成不夠成本，以致纷纷退佃。稍后，周举人再次上长沙司院递呈，骆秉章与粮道商议后，经修正，准按湘潭章程“完纳钱粮”，一时群情大快。骆秉章又将各县阻挠粮户递请改例的官员撤任或解职，或不传见，示以颜色，一时“官场为之肃然”。湘潭钱粮的征纳到十二月，已的十万两有零，足见骆秉章改革漕弊的措施，农民是欢迎的。咸丰八年（1858），改革已有三年成效，骆巡抚才向朝廷奏明。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俱学“湘潭章程”，参照修正而行。据今人研究，当年“湘潭章程”折合实减原额大约22%左右。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吕氏春秋》中也有“凡事之本，必先正其身”“冶其身而天下治”的思想。出身于“明经”世家的骆秉章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一个国家没有正气，就可能亡国；一个民族没有正气，就可能灭族；一个家庭没有正气，就会损害家庭；一个单位没有正气，就会衰败。在这里骆秉章把当官者的官德同社会的安定联系起来，认为“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时刻注意自身的政治形象，以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群下，从不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特殊于同僚和群下的地方。
淡泊宁静与清正廉洁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淡泊宁静是清正廉洁的前提，清正廉洁是淡泊宁静的政治上的表现。骆秉章致学有所成，为政有所就，究其原因在于他致学淡泊宁静，为政清正廉洁。淡泊宁静作为致学之道，目的在于排除各种因素的干扰，以节约致学者的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成效；清正廉洁作为为政之道，目的在于排除各种因素的诱惑，以节约从政者的精力，提高从政者的行为能力。淡泊宁静是致学者的一种思想境界，清正廉洁则是从政者的一种行为能力，是从政者的政治信用，它是权力者具有感召力和号召力的基础。
一个国家昌盛与否，根本是个政治问题。政顺，则人和，人和，则国昌。政，顺不顺，人，和不和，决定于权力集团是否清正廉洁。由于骆秉章清正廉洁、知人善用的表帅作用，君臣相互信任，大家都是兢兢业业为国家、为社稷而工作，很少勾心斗角，因此内耗内消很小。政顺，人和，国自昌。
清正廉洁，是一种政治信用，是为官者起码要有的政德。但为官者光有政治信用即政德还不行，还必须具备政治资本，也就是说为官者仅廉洁是不够的，还要有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即要有才。过去讲“妇女无才便是德”，这是旧社会的为妇之道。为官者要德才兼备，既要清正廉洁，又要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德是发挥才能的必要条件，只有清正廉洁，为官者才能发挥自己的工作才能。历史上不乏有才不德的为官者，但因不能自我，都以身败名裂、一事无成而告终；也不乏有德无才的，但一生碌碌无为。在从政问题上，德与才是不能偏废的。就治国从政而言，无才之德不是德，无德之才不成才。
淡泊以致学，廉洁以治国。淡泊廉洁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智慧。一个境界不高、庸俗之人，为学为官都是不会淡泊廉洁的。一个人从政能否做到廉洁，取决于他从政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个认识问题。一个人对社会对自然对自身的认识不深不透，从政后就不会有正确的目的，无目的或目的不纯，就必然做不到清正廉洁。这也说明国家选人用人的重要性。历代朝廷都非常重视选贤举能，礼贤下士，因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财富，如果人才得不到正当使用或用错了人，必然造成国家的不安定，社会的不稳定。治国之道在于举贤。贤者，有德有才之人也。
骆秉章的勤政、廉政思想，对蜀国官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骆秉章一生“勤于政事”的真实写照，也是历代统治阶级对骆秉章集中推崇和赞扬的崇高品德。廉政勤政思想和作风就是这一品德所包涵的内容之一。骆秉章廉政勤政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但最值得今天人们敬仰和效仿的是他“身居高位”而“亲历亲为，率先垂范”的思想品质和工作作风。
为官，只是一时一地，为人方系一生一世，瞬间形象与长久魅力不可同日而语。明了此理，看穿为官根本还是为人，为官只是人格的特殊表现形式，只是人格本质的政治表现。为官想不朽，拿官腔，摆官架，耍威风，淫威当时，镇住百姓，那完全靠不住，过眼云烟而已。真正不朽的，是人格魅力，是一世功德，是泽被后人，是学问文章，是百姓和历史长久的不尽思念。有了人格魅力，为官者方才有长久的历史生命力。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葛权（1963－），笔名葛晓泉、葛清溪、诸葛冬梅。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在湖北省楚天广播电视网络公司五峰支公司采花营业部工作。大专文化程度，湖北省民族学会会员，宜昌市作协会员，五峰县作协理事。从1979年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至今已经在国内众多报刊杂志发表小说、电影电视文学剧本、曲艺、散文和诗歌500多万字；代表作有《故乡的巴人古镇》、《拍广告》、《准确情报》等，至今有近百件作品获得国家级奖励。其中，《故乡的巴人古镇》获得全国散文二等奖、《拍广告》获得全国农村题材戏剧小品一等奖、《求求你，嫂子》获得全国司法文艺作品二等奖、电影文学剧本获得全国“绿色中华”作品优秀奖、小说《奥运缘》获得全国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