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实事求是”回归本旨以及“原点的呼唤”，晚清名臣骆秉章已被奠定应有的历史地位。近年来有关其研究亦在学界悄然兴起，尤以宣告成立的骆秉章研究会成为群体性学术自觉的符号。本文认为：晚清大变局、大转型时代背景下的骆秉章及其管理思维与领导艺术在当今亦颇有学术研究价值。借助知识型与人性化的视角，管窥骆秉章施政轨迹，尝试梳理骆秉章的治国之章、修身之本和用人荐才的施政路径：“择高处立”——匡危济世的治国方略，“享下等福”——勤政廉政的立身准则，“向宽处行”——兴利除弊的从政哲学；探源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以深化现代管理实践内涵，从历史回溯构建当代价值体系，以期“经世致用”、资鉴当今。
关键词：晚清 骆秉章 领导艺术 治国 立身 施政
19世纪中叶，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岁月。先是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疯狂掠夺中国的财富，把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推向做亡国奴的悲惨深渊。接下来就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清朝政府与太平天国两军交恶的战火，把中国贫瘠大地烧得千孔百疮。此期间有两位叱咤风云、威震世界的重量级人物，一个是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一个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骆秉章；有趣的是：他俩均操同一方音，均是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老乡。他俩分别代表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博弈双方，持两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在战场上厮杀了十几年，在中国晚清的历史政治舞台上均留下各自的精彩。
近年来有关其研究亦在学界悄然兴起，尤以宣告成立的骆秉章研究会成为群体性学术自觉的符号。纵观当下论坛，学人多聚焦发声于政治、历史、文化等学科范畴且熙来攘往，而从管理学、社会学角度著书立言者寥若晨星。为拓展研究晚清名臣骆秉章（1793——1867年）为官艺术的当今价值，借当今管理视角回溯中国古代与之相关的史实佐证，通过该领域的选题和内容研究，寻找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实践的“接口”，探源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以深化现代管理实践内涵。
骆秉章自40岁起从政做官，在京师16年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他关注民生民情，给皇帝灌输富民强国之道，在朝野有京师之尊。56岁离京到地方任职，做了十年的湖南巡抚；66岁擢升四川总督。功绩卓著，屡获嘉奖，这位封彊大吏被人称之“治世良吏”。
骆秉章75岁病死于任上，这位权倾一时、政绩显赫的高官，在任职期间忧国忧民，站在社稷民生的高度，兴利除弊；外御强敌，力挽狂澜，内修功务，举贤荐才，被朝廷称之“老成硕望，调度有方”，是“活到老，干到老”的治国名臣，是清朝政府的中流砥柱。
骆秉章也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他的祖父过世很早，祖母因生活所迫，带着骆秉章父亲骆成斋远走他乡，从花县改嫁至佛山。骆成斋成年后，娶妻生了骆秉章（又名骆俊）。骆家以经营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维生，日子过得很艰难。然骆秉章“胸怀大志”，跟着两位哥哥一边干活赚钱糊口，一边刻苦读书以求功名。他参加科举考试，却被人检举曰：外乡人骆秉章抢占了他们的稀缺资源和名额。因制度藩篱，骆秉章被主考官取消了报考资格。被逼无奈，他只好以落难者的身份回到家乡，准备在花县原籍应考。谁料当时骆村族中主事骆洪章刁难，言骆秉章祖母已改嫁，竟不承认他是骆村人。历经种种波折后，骆秉章最终还是高中举人，进入了仕途。又因学识渊博在京都做皇帝的老师。正因为骆秉章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理论，深得皇帝赏识，被派遣到湖南做巡抚，任一方父母官。
正在骆秉章春风得意、官运亨通之时，咸丰元年，他的老乡洪秀全起事反清，成立太平天国，自广西金田气势汹汹大举北伐，湖南首当其冲。由于骆秉章开始对洪秀全的造反和太平天国军的破坏力估计不足，有些轻敌，战事失利，丢城失地。骆秉章因被老乡“牵连”，又遭小人使坏，朝廷对他削爵革职，降级使用。骆秉章再一次遭遇人生挫折。但这都没有影响骆秉章的报国之志，看到战争让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吃朝廷俸禄的他尽职尽责捍卫社会的基本秩序，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要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还国家一个安定局面，还老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盛世乾坤。
一路捷报频传的太平天国军攻打湖南长沙时，新任大臣还未到位，大敌当前，内忧外患，清朝政权笈笈可危。被降级使用的骆秉章未闹情绪，强烈的使命感使他“择高处立”，他调兵遣将，周密部署，指挥湘军奋勇作战。太平天国军损兵折将，连西王萧朝贵都呜呼阵亡，太平天国军元气大伤，为“疗伤”只好转道湖北攻打武汉。骆秉章的拳拳报国之心和所作所为感动了朝廷，其政治命运顿时柳暗花明，他又官复原职。
道光二十年（1840年），骆秉章在京师奉旨以查库御史身份稽查户部银库，他不惜得罪皇亲国戚，大胆揭露要员中饱私囊、贪赃枉法之举，并出台一套惩治腐败的规章制度，因办事漂亮、不徇私情而深得道光皇帝好评。骆秉章在湘任巡抚和在川当总督期间，都努力推行轻傜薄赋的政策，爱民如子。在湖南，他广结地方官绅，集饷练兵，组建湘军；入蜀以后，更是他文韬武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期。不到两年时间，于同治元年（1862年）11月镇压了蓝李起义军，同治二年更在大渡河畔让南征北战骁勇一世的石达开做了刀下之鬼。
在现代管理工作中，战略思维和正确决策非常重要。为人做官“择高处立”，才有大气魄大气象及大担当。人无远大抱负，就不可能高瞻远瞩。骆秉章 “择高处立”的治国方略都是后人仿效的“从政宝典”，他注重民生民情，他唯才是举，他慎行慎独，他较好地树立了权力观，较好地算好了国家的利益账。
骆秉章的历史功过也颇受争议，对骆秉章的孰是孰非，我们应客观公正、辩证对待，不能简单套用今天法治国家、政治因素和阶级标准去衡量。在先前的“正史”中他往往充当“反派角色”，因为骆秉章许多举措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清王朝封建社会长治久安。骆秉章作为清朝大员，他代表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利益诉求。但他的管理理念继承了古代圣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老百姓亦得到实惠。他是个集多重矛盾组合的多面人，这也为我们认识骆秉章提供了多重视角：他出身贫寒，却推崇皇权至上，认为普天下皆为皇土；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方面他深知“面朝黄土背朝天”百姓的疾苦，另一方面却又不敢处处为百姓仗义执言。这也正是他人性中的弱点。骆秉章忠君爱国、尽职尽责，能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下，着眼全局、运筹帷幄，“通权达变”,为巩固自己为之信仰的政权，忠实地使出浑身解数，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正确而果断地作出决策。从这个角度讲，他是良臣值得肯定。但从法治的角度来说，他践踏人性，又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同治二年（1863）四月，石达开全军主力在大渡河边的紫地（今安顺场），被骆秉章率领的湘军截击。骆秉章命人竖起“投诚免死”大旗，石达开为保全广大将士的生命，屈辱地向骆秉章投降，骆秉章却残忍地下令将翼王凌迟处死，对放下武装的将领200多人、士兵2000多人也大开杀戒，一时间尸首遍地、血流成河。取信于民，乃执政的基石；骆秉章“信誓旦旦”却又出尔反尔，这等于是政府对国民情感的一种伤害。如果骆秉章不这样以权代法，多一点“大胸襟” 多一点“人情味”，会更让后人对他刮目相看。从骆秉章的身上，我们可更好地审视为官者的大担当，如何辨别是非好坏，权衡利弊得失。
骆秉章的老家——广东花县华岭村骆氏宗祠，曾有一副对骆秉章不凡人生进行高度概括总结的楹联：
十载添清斑，蜚声翰苑，出使两湖，鲁豫蜀黔滇，回首半生如梦幻
廿年膺外任，参赞戎机，剿平诸逆，萧蓝胡李石，丹心一片报君恩
可惜在日本侵华时遭到毁坏，只留下匾额和石狮等一些遗迹。
骆秉章先是在京都皇帝身边谋差，继而又做湖南巡抚，最后又任四川总督，每到一地做官，都要造福一方，深受官兵拥护，百姓爱戴，朝廷嘉奖。他从政后可谓位高权重。为官领兵数十载，政绩显赫。他是晚清的重要朝廷大员，官至一品，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
然而，骆秉章在川逝世，侄儿前来料理丧事；清理遗物，骆秉章的所有家当，只有五六个箱子，除了上朝办公的官服外，所有御寒衣物都是旧物；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官俸银两。连扶柩回乡的盘缠都不够……
骆秉章如此高官，却这样廉洁操守。他“享下等之福”勤政廉政，两袖清风，这在晚清政坛实属罕见。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来个链接对比：与骆秉章同朝为官的左宗棠也被称为之清官，他死后留下了两万五千两白银；北洋大臣李鸿章遗留的财物则高达四千万两白银，一个火车皮都载不了。正是骆秉章廉洁奉公，他做官执政自然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唯其马首是瞻。他的逝世，治下的百姓和随从属下如丧考妣，哭得天昏地暗。
当洪秀全率太平天国军起事之初，与之作战的主力是清朝廷的“八旗兵”“绿林军”；“湘军”也协同作战，但最初的湘军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没有什么军饷，没有什么装备，当时做湖南巡抚的骆秉章看到“八旗兵”“绿林军”腐败无能，花花架子，战斗力不强，难担灭敌重任；他心急如焚，举全省之财力、物力、人力支持曾国藩大办团练，组建强有力的部队，打造作风硬、能打战的湘军。
骆秉章礼贤下士，与人为善，与湖南的官绅阶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出台了很多奖励措施。他常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角度想：但凡为国家朝廷流血流汗做了事，朝廷就不忘记他们，尤其是在政局动荡的多事之秋，更要让为国家“出力出钱者”有甜头有奔头。因此，骆秉章非常乐意为湖南有功有作为的官绅到朝廷到皇帝那里递奏折请赏。他善待子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谋大业。“士为知己者死”，当时广大湖南官绅都觉得跟着这位巡抚干“值”。他超凡的亲和力，使大家对这个外省籍人氏，从敌视到仰慕，从隔阂到亲近，大家都把骆秉章的“事”当自己的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湖南因此成为朝廷镇压太平军的兵源大本营，骆秉章也被称之为“治世良吏”。
由于骆秉章对湖南的有力经营，湖南较全国其他省份，政局相对稳定，经济相对昌盛，百姓相对安分，群寇远遁。骆秉章执政期间，湘军迅速崛起，骆秉章举湖南湖北之财力、人力、物力尽可能地支持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率兵在长江流域诸省与太平天国军作战，湘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最终打垮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为后来的晚清中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古语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政之人，若想官运长久，必须要提高自己的领导艺术，必须立身修德。骆秉章勤政廉政，保土安民，是因为他在宦海浮沉、祸福得失之间参透了好些人生哲理。骆秉章书写的如今保存在佛山博物馆的一幅对联“歌器一满即倾常虑亏从盈处伏，谦卦六爻皆吉须知益自损中来”就很能说明道理。
太平天国深刻影响着晚清政局和历史演进，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转型甚至是推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然而，太平天国遗憾的灭亡了，这主要根源是其日益腐败的组织架构、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不可调和的内讧分裂所致。洪秀全刚开始很得民众拥戴，可他还未取得政权的完全胜利，就迫不及待地在南京坐地当起皇帝，满盈骄奢享起福来，抛弃了为百姓打江山的信条。最后导致人心涣散、众叛亲离，太平天国大业功亏一篑。这一点也受到了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批判，他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洪秀全失败的历史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902页）。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代官吏骆秉章都能深深懂得做官要 “勤政廉政，享下等福”， 律人先律己。那我们现在执政为民的理念应更先进更科学，更应牢记服务民众的宗旨。我们党最近提出的“八项规定”、“从严治党”， 要用清廉政治赢民心，用务实政绩安民心，用真诚关爱暖民心、用健全民主顺民心。就是让我们的领导干部清楚什么样的人才是百姓拥戴的好官。骆秉章好学进取、鞠躬尽瘁，拒绝恶嗜、远离惑乱，屈己有礼、尊贤下士，清净恬退、守道藏德。这些高风亮节的品德都值得当代领导干部铭记。
骆秉章为国家利益牺牲了许多个人利益，他兴利除弊，甘当人梯，甘居幕后。因此，晚清太平天国这段历史，曾国藩、左宗棠的社会名望和地位，以及功名都要盖过骆秉章许多。骆秉章人“往宽处行”，湘军能够打垮太平天国军，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是与骆秉章的统筹协调分不开的。骆秉章竭尽全力整合派系，有机维系湘军的内部团结和阵容稳定。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很多高级将领的军事意图作战方案，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骆秉章统筹把关付诸实施。在他看来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心愿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其他都是浮云。这也正是一代名臣的伟大人格魅力。
基于当时的动荡局势，骆秉章“求贤若渴、唯才是举”，“英雄不问出处”，不拘一格降人才。湖南布政、按察两史都要求弹劾曾国藩，而当“伯乐”的骆秉章坚决不同意，言不能以一事成败论英雄。曾国藩刚回乡组建湘军时，因万事开头难，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他常倾诉自己官场不得志，说组建湘军经费紧张，说办团练办水师的艰难，说对未来看不到前途。骆秉章在曾国藩倒完心中的苦水后就鼓励开导他，让他振作精神，为他“职业策划”。骆秉章推心置腹说自己的经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乱局（太平天国起事）初始，鄙人也思虑不周，也屡有所失，因而也屡遭朝廷申饬（批评处分）；汝年轻，又有才干，好好经营湘军，前途无量。”曾国藩倍受鼓舞，感谢前辈知人善任。处于人生低谷的曾国藩终于在困难中进取，在沉沦中振奋，组建的湘军骁勇善战，屡建奇功。
在施政过程中，骆秉章表现出驭人有术的非凡胆识: 刘蓉工作勤勉、办事高效，骆秉章就对他大胆启用，提拔他担任四川布政使；剿灭石达开部后，又力荐他担任陕西巡抚。骆秉章任湖南巡抚时，左宗棠还是一个沉寂乡间的私塾教书先生，可他为了国家，能破除世俗观念，像当年刘备请诸葛亮一样，给左宗棠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舞台。
左宗棠是旷世奇才，他常常自谕自己是当今诸葛亮。左宗棠这样的人，要是遇到心胸不大度的领导，往往就会吃大亏，会被认为这是狂妄，目中无人。曾国藩与左宗棠是至交好友，可曾国藩只愿与左宗棠在一起喝酒，却不愿一起共事。骆秉章坚持“请”左宗棠，骆秉章认为：在对抗太平天国的非常时刻，就要广纳人才，求同存异。骆秉章用左宗棠的理由还有：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完人，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左宗棠也不辱使命，成为朝廷镇压太平天国功劳簿上功勋卓著的大员；之后左宗棠又被派往收复新疆，他带着棺材出征，就准备“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领导洋务运动也有不凡的业绩；左宗棠治军、施政方面的卓越才能如日中天。试想，如果没有骆秉章对他的栽培引荐，左宗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穷尽梦想，一事无成，像山中的野草，默默无闻，终老一生。
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的本质是协调；管理的核心是人本管理。骆秉章之所以德高望重，能凝聚人心，正是因为他人品端谨，有一种“向宽处行”的为官理想境界，有心忧社稷百姓之情怀，遵循客观规律，这种执政理念正是加法加乘法的管理智慧。管理是一门科学，是兴利除弊的科学；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指出：“一个国家走什么样道路，关乎这个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墨子》有言：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国家兴旺需要明君良相、能臣名将，也需要鸿儒俊才、清官廉吏。骆秉章能在晚清历史上做出卓越贡献，就是他有要成就大事业气度，甘当人梯。甘当人梯就是一种驾驭之术。要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千方百计地网络人才、凝聚人才、用好人才，促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在用人机制上有自己的主张，他知人善任，任人惟贤。这也恰恰契合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从现代领导学的角度看，领导艺术的优劣，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决策和如何用人的问题。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因为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调动整合上上下下各方资源，为己所用，方能成就大业。当今社会的为官者要提升能力素质，经常自省其身，从观念、言论、行为三个维度重建权力伦理，树立正确的地位观利益观；要能容人、容事、容物，取人之长，容人所短，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要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对“政治靠得住，工作有本事，作风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人给职位、给待遇、给平台，让其施展才干、为民办事。
古为今用是我国管理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从骆秉章的施政路径中，我们看到了儒家的孔孟之道、道家的隐忍柔术、法家的法治严峻和墨家的重力兼爱；其管理思维与领导艺术背后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更给我们从现代西方管理知识型与人性化的角度探索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
历史是由个人构成的，历史人物可看作反映当时社会背景某个侧面的明镜。从一些重要典籍和历史文献中，从一些骆秉章留下的重要历史遗迹奏折、书稿、家书、书法等均能看出一代名臣忧国忧民，心怀天下、虚怀若谷、克己奉公的胸襟。通过挖掘骆秉章的生平家事以及宦海沉浮的苍茫背景，正好让我们多角度、多侧面地研究探析骆秉章管理才能、情商智慧，并从其和关联的人物群中汲取政治智慧、管理技巧等积极因素。
十八大报道告诫我们党如今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研究骆秉章对做人对治国对造福现代社会都是具有价值的参照系。研究骆秉章做官为人之道，让为官者有官德，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研究骆秉章这对当今领导者摒弃官场恶习，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一致，也有他山之石的妙用；研究晚清名臣骆秉章用人荐才的理念、修身治国的路径，为当今领导者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实现执政使命，为当今政府部门建立选人用人顺应民心民意的科学机制可提供参考“模板”。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全球化发展的外部不确定环境更是日趋动态和复杂，经济的快速增长、利益的逐渐分化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给党政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就治国安邦，最近再次谈及领导干部改进作风问题，并强调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要求“重用深得群众拥护、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实实在在、清正廉洁的干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尝试借助知识型与人性化的前沿视角管窥骆秉章施政轨迹，探析骆秉章为官艺术，从历史回溯构建当代价值体系，使之成为弥足珍贵的管理财富，为当今学习型管理者“以人为本”提供借鉴参考，更是我们研究骆秉章的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郑 峰.失意与得意：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J].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2]郑 峰.骆秉章左宗棠关系考政[J].求索，2007年9月 ;
[3]陈志和，陈志斌.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10月;
[4]骆秉章.骆公年谱[G].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5]李 远.骆秉章近代史上一位风云人物[J].花都乡音（“人物春秋”栏目），2010年3期;
[6]刘 浪.晚清一代中兴名臣骆秉章[J].海豚杂志（“文史”栏目），2012年3月;
[7]常 虹.晚清督抚骆秉章[J].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
[8]张 钢.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现状与前瞻[J].科学管理研究,1998年2月;
[9]朱从兵,孙 凯.改革开放以来晚清人物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
[10]杨 嵩.官场智慧:古今通用的为官艺术[M].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2006年11月;
[11]赖达观.骆秉章与清末农民起义[J].佛山大学佛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12]贾熟村.试谈骆秉章与湘军[J].岭南文史，1993年第1期;
[13]李永瑞.领导科学与艺术[M].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11月.
作者简介：
黄鹏，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高级职业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教师发展协会研究员。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高技能人才国际化培养工作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之一，中国青年文艺学会广东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分会副秘书长、广州市花都海豚俱乐部理事，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论文多次入选第四届公司治理国际论坛、2012’中国管理学年会等多次国际和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学术成果获全国性、省级征文奖励10余次。在《中国高等教育》等国家级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
黄达，（衡阳有色冶金机械总厂退休）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结业，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衡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中国散文学会征文、湖南省职工文学大赛、《羊城晚报》征文等各类比赛中获奖数十次，曾被《衡阳日报》《衡阳晚报》评为“十佳”优秀通讯员。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时代潮》《风流一代》《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三湘都市报》《湖南日报》《通俗小说报》《现代营销》《花都文学》等各级报刊发表700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