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无恶意扭曲 春秋笔法 湘粤模式 水晶球 画押模式 西南军系 湘军分裂 畛域 统协统筹 左王现象 虚骄 包容 竞争机制 柔性文化 中兴名臣 客籍湘军 土籍湘军]
在清代的一些湘军史志文献中，在很多湘军人物的年谱、日记、书信录中，对湖南巡抚骆秉章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或用春秋笔法，或直接抨击，或并无恶意的潜意识挖苦，迂回贬责，矛盾写法制造道德评判错位等，表面似乎突出了曾国藩为主的土籍湘军人物在逆境中的自我奋斗，实则损害了湘军的整体形象，体现出湘人心性的地域劣根性。笔者认为，应该正确评判骆秉章在湘军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研究包括骆秉章在内更多客籍湘军人物的作用和地位，改变过去湘军研究停留在土籍湘军的固有思维模式。
一，对骆秉章形象扭曲的诸多表现
骆秉章，广东花县人，也是一位大器晚成者，40岁中进士，57岁始外放，59岁任湖南巡抚，咸丰十一年正月赴四川督办军务，后任四川总督，他在湖南巡抚任上达10年之久。这10年中，他主要做了：防堵太平军进入湖南，长沙保卫战，参与组织湘潭之战，平定湖南境内各地反清势力，组织钱粮支援湘军东征，组织力量东援江西、广西等周边省份，组织宝庆会战，防止太平军石达开部在湘南造窝，支持左宗棠练楚军出境单独作战开辟对付太平军第二战场，选调湘军入川等。任内最大的成就是保护了湘军老巢湖南免遭太平军的的攻击，保障湘军外省作战必要的钱粮，同时发现启用了诸如左宗棠、刘蓉、王錱等人才，并放手让他们大干。《清史稿》对他的评价甚高，讲他是近世之伯乐，晚年“更负重望，朝廷要政多咨决于他”，“西南军事悉倚仗之，四川之民感其削平乱寇，出民于水火，及其殃，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①[《清史稿•列传》] 《清史稿》里，将他与胡林翼排在一起介绍。但是，也有一些著作对骆秉章形象有所歪曲，指出他为政油滑，分裂湘军，阴挠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所以，更多的湘军著作没有给予他重要位置，也忽略了对他这一类客籍湘军人物的研究。
对骆秉章形象有扭曲的著作主要有——
一是其所处同时代的湘军人物的奏折、书信、日记。如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往来书信中。如与同吴文鎔的信（《曾国藩全集•书信》咸丰三年九月六日《与吴文容》），与仓景榆的信（咸丰三年十一月），与曾国荃的书信（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只一处讲与王錱的矛盾，王背着他募勇，回湘乡鸣锣开道，让他很反感，以致两人决裂。他与王约法十章，“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五”，“可以自为屈伸者三”，“自为密办而不遽以书告者二”。以至王无法忍受约束而另寻主子。这些事，曾国藩也以书信的形式与骆秉章、胡林翼进行了交流，后来骆全盘接受了王的部队，并全额保障其供给，被一些作者视为分裂湘军。咸丰七年，曾国藩已经到了江西战场，他因战事不顺，准备激流勇退，写了一份《沥陈办事艰难仍呼恳在籍守制折》，内中回顾这些年来在湖南、江西办事之难，各地都是把他视为客，“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还说州县对他的工作“故为阻挠”。这份诉苦的奏折，历数了湖南、江西官场对他的阻遏，这些资料成为影响骆秉章形象的根本来源。②[《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
二是《王壮武公年谱》里有一些记载骆秉章支持王单干的事，在时间上也有些差错，更加授人以口舌。如曾国藩与王錱在争议十条之前，就出现了王找骆吹嘘只要给他三千人马就可以保障整个湖南的安危。骆在曾与王的争斗中没有站在强势的曾钦差一边，而是支撑弱势的王，便也成了分裂湘军的佐证。其实，王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怀才不遇的人物，湘勇是他创立的，因为没有背景，把老师拉进来，现在老师在曾国藩的阵营里有了用武之地，而自己还只是一个营官，这与他的理想是有差距的。《年谱》中多处出现：曾公令公率勇出差事，而骆公已经安排了另外的差事。王的理想是招满5000人，已经有了3400人，而曾国藩只同意他带七百人，多余的2700都要打发回家。都是有血性的人，王认为这是侮辱自己，于是与曾国藩决裂。《湖南褒忠录》也说，骆看中了王的军队，认为是一支可用之师。所以全额保留。③[《王壮武公年谱》]
二是稍后一点的涉及湘军人物的史书、志书。王闿运的《湘军志》、郭嵩焘的《湖南褒忠录稿》，朱孔彰的《中兴将帅别传》等也有这些倾向，其中，王闿运的《湘军志》最为代表。如讲湘勇与镇筸兵的纠纷一事，先是在街上闹事，接着要到钦差处讨说法，曾氏为避免把事态扩大，躲到公圃办公。“公圃者，巡抚之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已公事，不出。”后闹事的镇筸兵的刀矛几乎刺伤曾国藩，曾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详惊，反谢”（反过来以巡抚的名义向闹事的镇筸兵赔不是）“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把所抓的人也放了，不予追究）。司、道以下的官“诸言曾公过操切，乃有此变。”象这样大段大段的文字，《湘军志》中有数处之多。④[《湘军志•湖南防守篇/曾军上篇》]因为这是一部带有争议性的文学式样的志书，所以流传很广，其观点记事被后来研究湘军的学者广泛反复引用。郭嵩焘曾经批评过王闿运，讲《湘军志》文笔高朗，而专喜讥讽，他把湖南人都攻击尽了，还叫什么志呢？“楚人读之惨伤”。民国有一个叫徐一壬的写过一篇《王闿运与湘军志》，把其时社会各界对王闿运此书的批评意见集中了，很有影响。
三是《清史稿》非常矛盾的说法。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史书，被后人列入中国的“二十五史”之一。此书的主编赵尔巽是前清的封疆大吏，虽然此书成于民国，但是，是站在清朝正统的观点来记事的。涉及湘军史事的时候，出现多处矛盾的记事。在“列传”项中，曾国藩的词条和骆秉章的词条对同一事件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如讲曾国藩长沙办团练，骆秉章全力支持——“始立湘军，秉章立赞成之。”“又延湘阴举人左宗棠襄理戎幕，广罗英俊之士，练勇助剿，军威渐振。”湘勇与镇筸兵的纠纷，在骆秉章词条里说“巡抚百般劝说”，对骆的评价很高，把他比为伯乐式的人物，讲他锐意东援，绝没有半点私心苟且之意。靖港之败，人人要奏参曾国藩，骆秉章更是劝拦：“曾公谋国之忠，不可以一时胜败论也。而在曾国藩词条里，则是：曾公办团练，“谤声四起，自巡抚司道下皆心诽之”。镇筸兵与湘勇开打，事情闹到曾国藩处，收不了场，镇筸兵鼓燥，要求放人，围住曾国藩办公的地方，“国藩亲诉巡抚，巡抚漫谢之，不为理。”国藩只好“即日移营城外避标兵。”后干脆将大本营转移衡阳。靖港之败，曾国藩收拾残部驻扎于水陆洲，总部放在妙高峰。重整军务，长沙官场“人人挪揄之。”这是最高权威的版本的说法。⑤[《清史稿•列传》]
四是晚清的一些闲话、轶事、读书笔记、搜奇志怪。与曾国藩关系较好的一些文人朋友，或是道听途说，或是简单分析得出评判，如薛福成、赵烈文的日记。赵烈文作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自然曾国藩与他讲了很多，包括早期湖南官场的一些事。他的《能静居士日记》对这些都有体现。欧阳兆雄的《水窗春呓》里说，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过世，他请假奔丧，左宗棠在骆秉章的巡抚里破口大骂，说曾国藩这是不负责任的推脱走人。长沙官场“一时哗然和之”，由于骆秉章纵容左宗棠如是而为，使曾国藩得了“不寐症”，是欧阳兆雄建议他学黄老哲学，永不说话。曾国藩于是再次出山的时候，放下架子，拜访长沙官场，曾国藩还专门集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几字，请左宗棠书法，遂“交欢如初，不念旧恶”。⑥[《水窗春呓•一生三变》]
五是民国时期的一些作品。这时期的作品也因为蒋介石的推崇曾文正而把一些其他人士的形象损低。罗尔纲的《湘军兵志》最初版本是民国出版的，其书的观点也是取骆秉章等湖南官场阻遏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的观点，对绿营与湘勇的矛盾更是采用的是王氏《湘军志》的说法。这时间的一些报刊，如民国画报，点石斋画报等，莫不如是。
六是当代文化名人的一些作品。唐浩明的曾国藩系列是一个划时代的阶段，其目的是突出曾国藩的个人奋斗，如何在逆境中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唐浩明的纪实作品《曾国藩》、《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里也有多处损害骆秉章形象的地方。如说骆秉章百般阻拦曾国藩在长沙办团，曾氏与长沙官场的关系紧张的原因是骆秉章这位政客在后面的暗箱操作，骆秉章支持王錱单干，支持左宗棠办楚军等。《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在评《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中，就明确体现了自己的爱好，说张亮基是一位能干事的清廉之官，原湘抚骆秉章“圆滑老吏”。还有“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之字样，骆成了取巧之徒。[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岳麓书社，2004年版] 王盾的《湘军史》、谭伯牛的《战天京》、王纪卿的《湘军》、王继平的《曾国藩与晚清湘军集团》等也或多或少有损害骆秉章形象的地方。但他们都是源于文献的引用。
二，扭曲骆秉章形象主要体现的几个方面
1，塑造出一个油滑的形象。上述诸多作品给人造成错觉，骆秉章为保湖南巡抚的官位，什么下作的事都能做出来。已经因为放走太平军而被免去了巡抚职务，仍呆在湖南不肯走。搞自己的小集团，诸如与湖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等形成绿营集团来暗中对峙曾国藩的湘勇。唆使长沙官场来与曾国藩斗，如陶恩培、徐有壬等站出来与曾国藩斗，而自己却从中做好人。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骆秉章百般阻碍，激化绿营与湘勇的矛盾，绿营闹事置之不理，推说不是自己职权内的事。让绿营兵把事态扩大，闹到曾国藩办公的地方，曾国藩几乎被闹事的兵丁所伤，曾国藩跑到巡抚的院子里来请他出面解决问题，他一是支支唔唔，二是含糊推脱，他出面向绿营兵赔不是，可以有两种说法：一是故意给曾国藩难堪。巡抚赔不是，那就是说官方做错了，就是曾国藩做错了。二是先稳住阵脚，不把事态扩大，过些时候再来处理人，也没有错，但是，湘军系就说他是偏袒绿营，借此巧妙地逼曾国藩自己把团练基地搬出长沙。曾国藩办团练，长沙官场不出钱，让曾氏自己去想办法，民怨沸腾，把矛头都指向曾国藩，骆秉章则隔岸观火。靖港之战后，徐有壬主张立即参掉曾国藩，把他赶出长沙，而骆装得很有肚量：慢着，打完湘潭之战再说吧。曾国藩想自杀，长沙官场却忙于为陶恩培走马湖北巡抚而张灯结彩，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水陆洲安慰一下才打了败仗的曾国藩。后来情况有一些好转，曾国藩东征打到了湖北，他又转舵，表示坚决支持湘军东征。但是，湖南财力支持子弟兵是非常有限的，还是逼着曾国藩自己到湖北江西觅食。如果湖南的财政是全力支持曾氏东征，那么怎么又会让左宗棠办一支楚军呢？会支持王錱单独立军呢？所以，普遍认为骆秉章做事是非常老到的。让左宗棠一个幕僚去办湖南的政务财务，自己只管盖章画押，出了事，有替死鬼，有了成绩，是巡抚的。有的还说，骆秉章给湖南官场带来了不好的风气，民国的谭延闿号为政治的水晶球，就是受了骆秉章的影响。
2，勾勒出一个分裂湘军的形象。王錱本是曾国藩看好的人才，为什么后来心甘情愿离曾氏，宁愿到骆秉章手下做一偏裨将佐？有的作品中还说，王錱过于自负，岳州之败后，曾国藩不但没有追究王錱的过错，还送了一套二十四史给他，要他好好读书，从中悟做人的道理。走的时候，王錱还很感激，为什么一到长沙，就立即表示与曾氏彻底决裂？他的底线是骆秉章。曾国藩要将王的的军队裁减至七百人，为什么骆不维护钦差的形象，还全额收留王錱的军队，以后的岁月里，王錱的军队从无钱粮之患。王錱可以是这样做，别人不能这样做吗？曾国藩知道左宗棠有才，可他出来办事的时候已经是五十岁了，难道还要历练？给人家一个机会，错了吗？有的说，反正凡是曾国藩不要的，骆秉章都有收了。不仅收下，还委以重任。湖南大事小事，骆交给左宗棠这个“劣幕”。后来干脆支持左宗棠自办一军，名字都不叫湘军，叫楚军。公开与曾国藩叫板，并且不受曾国藩节制。自己开辟江西、浙江战场。刘容本是曾国藩的好友，湖北战场死了一个兄弟，他推说自己不堪繁巨，就以送兄弟的灵柩回湘乡作由头，不返前线了。骆秉章不仅说动刘蓉再次出山，还跟着他去了四川，大渡河一役，擒拿石达开，功成名就，坐火箭升到陕西巡抚。骆秉章去四川，要平定那里的农民起义，自然在湖南也招募了一支军队，也是湘军，带到了四川重庆，这支军队里，很多是前罗泽南的的部下，在曾国藩兄弟手下，屡获战功，但就是得不到升迁，现在跟着骆秉章，升得非常快。骆带到四川的这支湘军，又成为平定云贵地区的主力。这些客观上都被视为分裂湘军。
3，设计出一个压制人才的形象。这里主要指骆秉章与朱孙贻之间恩怨。有的学者认为，骆秉章拉拢王錱和左宗棠，并不是真的爱惜人才，而是为了构建自己的势力。朱孙贻从善化县平调到湘乡县当县令，是骆秉章支持的。首先是巡抚支持湘乡办团，才会了朱孙贻支持罗泽南、王錱师生创湘勇。大家都功成名就了，他还是湘乡知县，心里有情绪。朱孙贻变得懒政、怠政。骆秉章也并非没有给朱孙贻机会，去四川的时候也把他带去了，总理湘军入川营务，这应该是对他的重视，但是，两人政见不合，维持不下去，他称病而去，按现在的讲法，就是闹情绪。以首创湘勇之功，到退休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按察使。朱孙贻个案与骆秉章平时重视人才的形象确实出现矛盾的地方。明白了上述过程，就不会说是骆秉章压制人才。但是有的学者却认为这正是骆秉章老谋深算的地方，割了人家卵子还要不让人家喊疼。
三，为什么会造成湘军史上对骆秉章这位重要人物的扭曲？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1，地域文化的自豪导致自负。近代中国湖南人确实作用重大，影响重大，湘军也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特现象。百年湘军，湖南人风流尽显，这样客观上造成湖南人的虚骄。象杨度的狂言：“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谭嗣同“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虚骄常常被他省人利用，出现“广东人出钱，湖南人流血”的湘粤模式，淮军让湘军为甲午战争的战败垫背。这一点谭嗣同有专门的文章剖析过。他说：“光绪二十年，湘军与日本作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辗反侧，其虚骄不可向尔之气亦顿馁矣。” ⑧[《湖南人的精神》] 虚骄更加突出地域文化的光芒，把一些偶然现象视为普遍性必然性。自然一些客寄孤悬的人物是很难在这个阵营里找到自己的文化支撑点。这个也很正常。淮军序列的的家乡观念比湘军更重。但是，在这一点上，对李鸿章和鲍超的评价和放的位置比骆秉章似乎要好一些。这是因为：鲍超虽然也是外籍人士，但是，他是吉字营的一员主将，霆字营是曾国荃的精锐，可以视为曾家军。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淮军初创时，也确实拨了十一个营过去，充当淮军的各级中间力量。淮源于湘，湘淮并重，所以湖南人吹嘘：“淮军从一开始就流淌着湘军的血液”。这是事实，也是湘军自豪的。虽然淮军并不这么看，淮军的门户之见比湘军更深，有利益的时候没想到湘军，到担责任的时候就想到湘军，每有大事，淮军扛不住了，就想起了湘军，就喊湘淮一家。在湘军时代，岭南还是化外之地，湖南人出门首先想到的是武汉三镇，而不是珠三角。当然孙中山革命时，情况变了。自负的湘军总希望它的文化纯粹一些。实际上，湘军从一开始，就是一支以湖南人为主，包含了其它省的精英在内的武装。这个定位应该是最准确的。它的内部有黔勇、川勇、鄂勇、潮州勇等。胡林翼主撑湖北时，湘军的人员补充和粮草补给多是来自湖北。湘军中还有一些满族人。如塔齐布、多隆阿。但是，我们在述说湘军的时候，满族人早就排出去了，只把塔齐布放进来，因为湘潭之战那是无法否定的。实际上多隆阿是一员非常能征善战的大将，而且也是一名救火队员。当然他的出现，不排除清廷作为安插在湘军内的监军性质。湘军则根本把他排斥在阵营外。
2,仇官心态的潜意识反映。仇官、仇富是国人的普遍现象，非今天所独有。当时这种情绪最具典型性的是王闿运。他一方面周旋于官场，利用官场，一方面又鄙视官场。晚清官场确实问题成堆，那时的长沙官场亦是如此。王闿运潜意识的仇官，所以导致他一边写，一边骂，凡是官者都被他骂遍，骆秉章自然不能例外。清代还有一些诸如《官场现形记》、《岐路灯》、《燕京杂咏》等，也是描写清代官场黑暗的书。民国官场更加腐败，以讲历史来影射时局已经成了当时媒体报刊的时髦做法。所以，他们并不是本意对骆秉章反感，而是对整个官场反感。到后来，集累了各个时期的资料便更加强化了骆秉章负面形象。
3，一些巧合因素凑到一块了。曾国藩在长沙办团受到湖南官场的挤兑，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能把过错归之于骆秉章。一是曾氏自己有责任，他锋芒毕露，用申韩法家的理念来治事，把自己逼到没有退路。二是湖南人窝里斗是出了名的。三是骆秉章为了自保，采取一些讨好湖南人的措施也是没错的。他能得罪湖南官场吗？一个广东人，又与那位造反的洪秀全是同乡，两人的老家只隔着几里路。那个时候，广东人在内地的地位还没有，讲话又象鸟语，他能不柔和点吗？免去他湖南巡抚之职后，是皇帝责成他与正在赶来上任的新巡抚张亮基一起组织长沙保卫战。是他懒着不肯走吗？张亮基前后在湖南呆的时候还没有半年，就被送到湖北了。曾国藩作为钦差，一般地方官巴结还来不及，怎么会想到与他交恶呢？丢了省城，脑壳都难保，还谈什么官位？绿营与湘勇开打，你要他讲谁的不是？就是拿到现在，群体性械斗，也是法不责众，先稳下来再说，当时只能打哈哈。古今是一个理。就是这件事，《湘军记》里说，是巡抚出面做工作，双方才息怒的。《湘军记》的作者王安定是湖北人，应该比王氏客观一些。王是一个什么都看不惯的文人，好象这世界都没有他看得惯的事和人，想挪揄谁就挪揄谁，不然怎么会激起湘军阵营的集体愤怒呢？徐有壬联合长沙其他官员要奏请撤换曾国藩，骆秉章很大度，说了一句：“今无可为计，且待湘潭音”。就是说，等湘潭之战结束后再说吧。湘潭之战报捷，巡抚与钦差一起联合上报，难道也有错？更说明这份奏稿的份量，当然，湘潭之战也有他一份功劳。当时省城防守几乎是唱空城计，他让最后的一支防军彭玉麟的几个营也开赴了湘潭。再来看“逼走”曾国藩一说。曾国藩把大本营搬到衡阳，是因为他自己在长沙与各方交恶太深，实在玩不下去了，自己向朝廷提出来的，就是这样，骆秉章还友情地挽留，怎么能说这种诚心实意的挽留是虚心假意的呢？留着曾国藩在长沙，至少安全系数高多了，就是太平军再打过来，失城之责也有钦差与已共担啊。曾文正有爱才之称，但是，那么多人才为什么自愿离开？如王錱、李元度、刘蓉等。早期湘军，曾国藩很少举拨，说什么官职是国家名器，要爱惜。而同时的胡林翼就不一样，每仗下来，举拨的名单一串串。李鸿章开始也来到江西大营，为什么后来也提出要回安徽。人才他揽着，就是不重用。总以诚实为第一要念，能力差点不要紧。哪个人没缺点呢？左宗棠五十岁了，他还要人家历练，岂不是笑话？你不用，别人用，就是分裂？为什么左宗棠、王錱、刘蓉到了骆秉章手下都发挥得好？罗泽南的旧部跟着他入川，多有成就。世上有曾家军，就没有听到说有骆家军，谁更光明磊落一些？很多因素凑到一起，构成对骆秉章形象的不利。
4，引喻失当。对一件事，本来有很多资料，但是，著作者只凭已之爱好，为观点服务，可用可不用的资料不用，一定要用的资料不用。比如讲其时曾国藩与长沙官场的斗争，很多引用多是曾氏一方的资料，而骆秉章的奏折、骆秉章年谱资料却少用。《骆文忠公年谱》中讲到王錱募勇的事——此事曾国藩知道，一个叫吴坤修的湘乡人，当时是一起与王回湘乡募勇，可能王没有尊重他这位负责人的意见，就跑到骆秉章处讲王回家大讲排场，鸣锣开道，影响很不好。骆说，这个很正常，我那年中了进士，回去时也是这么搞的。偶尔为之，场面上的事吧。骆还说，是不是王没有向你报告，你有意见？吴坤修见说不动巡抚，就跑到衡阳向曾国藩告状。于是就有了曾给骆写信，就有了曾与王约法十章的事。这些，在骆秉章年谱里讲得非常清楚，骆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处理曾王纠纷的，但是，后世的很多作者却不愿采用这一版本。[⑨《骆文忠公年谱》，思贤讲舍，光绪七年刊，湘潭市图书馆藏]
四，应该正确评价骆秉章在湘军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骆秉章是湘军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人物。其作用与地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思考的——
1、湘军是在骆秉章的羽翼之下组建成军的。左宗棠评价他：十年守湘战湘而“援鄂、援黔、援江（西），裹粮趋事，而出师有力。”据查，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曾国藩派湘军入浙江，而湖南省经骆氏批核每月解银支援湘军达三十万两，一年为三百余万两之巨。曾国藩困守南昌，骆氏物伤其类，急命刘长佑、江忠济等部急援江西。虽然以他为首的湖南官场与曾国藩有一些矛盾，但总体上是全力支持湘军建设的。
2、没有骆秉章，就没有左宗棠。左宗棠五十岁出山，还是骆秉章请他出来作自己的幕僚。这个时候，骆秉章六十岁。一位六十岁的老书生请一位五十岁的教书匠出来做事，那情景还真有点惺惺相惜。如果按曾国藩的“历练说”，可能要到等到他眉毛胡子全白了才允许出山。所以，不是“没有骆秉章，左宗棠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久”，而是，“没有骆秉章，就没有左宗棠”。左宗棠之于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要多讲了。
3、没有骆秉章，就没有王錱。王与曾的较量已经公开化，骆秉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都出面做工作，但是，曾与王这两个湘乡人都不愿意让步，最后的结局是：骆秉章全额保留王的军队，专司省防之用。王錱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是骆秉章伸出援助之手，给了他人生奋斗的平台，也正因为如此，他忠心耿耿贴着骆秉章，在湖南地方靖治和江西外援方面做出了了不起的成绩。保住了王錱这一支军队，就是保留了老湘营。老湘营在后来的西征、甲午中日战争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4、没有骆秉章，就没有刘蓉。刘蓉为什么心甘情愿离开曾国藩的幕府？送兄弟的灵柩回湘只是借口。为什么骆秉章一劝就出了山，而且还走得更远，去四川？为什么有相当长的时间，刘蓉不与曾国藩通信？最好的同学，又是亲家，当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候，站出来帮助他的并不是曾国藩。刘蓉的仕途完全是骆秉章一手操纵的。
5、他是湘军派系之间的润滑剂。湘军人物多来自乡野仆实之氓，性格豪放，但也眼里容不得砂子，眦眦相较。因为来自一族一乡，家族观念非常重，地域乡情观念非常重。因为是兵归将有，将在兵存，将亡兵散，所以，讲究绝对忠诚。提拨与感恩必须结合在一起，于是派系出来。那么如何调停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反而成为主帅最伤脑筋的问题。骆秉章把湖南官场的经验用于湘军的管理，这是一个独创。同时，他试行放权、画押，自己轻松了许多，放权对象也敢大胆行事。把柔性文化带进了湘军。湘军自吹是儒生带兵，实际上从上到下表现的是粗人式经营。与官场格格不入，与周边格格不入。湘乡人强硬的民风民性固然能成就事业，表现的是韧性一面，同时，强硬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也是经过多年的磨练，成功的湘军人物学会了柔和的一面，学会了致柔能胜天下之致坚，所以才会有另外一番风景。骆秉章的润滑剂作用不仅在当时起了润滑的作用，也为后来的湘军人物在政治军事中起到示范标杆作用。
6、湘军中懂经济工作的高官。把摊在老百姓头上的丁漕税减去，转嫁到商业流转中，为湘军筹粮筹钱实现可持续发展。左宗棠在《答毛寄耘中丞书》有一段话是对骆秉章在湘有年的评价：“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之尤，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开始湘军出省作战，钱粮自一省出，各种税费让老百姓难以生存。骆秉章接受湘潭书生的建议，在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免除原有的摊丁田亩税，改为劝捐，让大户出钱，让商人出钱，启发后来厘金的出现。“厘金”就是在战争地区设卡征收商品流转税。卖官凭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7、临危相救的标杆。绿营的失败是在于败不相救。曾国藩强调抱团是指战场上湘勇个体之间的救助，骆秉章把它放大到省与省之间的相互救应，与湖南对周边省的救火，宝庆之战，湖北对湖南的全力相救。他无畛域之见，哪里喊要援助，就无条件地援助，援桂、援赣、援鄂、援黔，湖南周边的邻省，他都援过了。四川问题清廷本来是叫曾国藩去解决的，结果快七十岁的骆秉章代他去了，让他一心一意打江南。如果没有骆秉章让王錱援赣，长江下游的曾军会那么好过吗？如果骆秉章不力挺左宗棠办楚军开辟赣浙战场，曾家军可能还要在战争的泥坑里奋斗多年。临危相救实际上就是识大体、顾大局。
8、没有骆秉章，就没有湘军在西南地区全面而深刻的发展。因为骆秉章受命走马四川，带去了三支湘军，这三支湘军成为平定四川、平定云贵的基本力量。又由于骆秉章的不断保举，湘人成为西南各省主要军政长官，进而成为隐性的割据势力，为湖南人的时代打下了伏笔。
9、为湘军人才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咸同时代的湘人现象——“天下督府，半出湖湘”，有三分之一是骆秉章造成的。应该说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各占三分之一。最先以保举来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者为胡林翼，并不是曾国藩。骆秉章任四川总督时期，保举的州官以上者在二百多人左右。他给很多湘军人物创造了机会。他最大的特点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失势的他用，没权没职的他用，怀才不遇的人用。 “不拘一格”，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所以，他是近世的真伯乐。《清史稿》对他的评价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10、引进竞争机制，促进了湘军的多元化发展。象老湘营能得以发展下去，象左宗棠能得以自立一军。左宗棠那样性格的人物，不要说清朝，就是开放的今天，也是很难容于官场的，但是，左不仅被官场所容，而且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刘蓉也是一样，动不动就不堪繁巨，就喊归隐，为什么最后从陕西巡抚的位置上重重地跌了下来，就是缺乏柔性文化。骆秉章正是给今人启示的地方。试想，如果没有左宗棠的楚军进入江西浙江，曾氏兄弟的湘军会拿下金陵吗？也许还将在黑暗中战斗很久。
11、开创了一个湘粤模式。过去，湖南人是不屑与广东人做生意和合作的。实际上，在道光年间，广东珠三角就已经相当开放了，走私成风，此地人民的物质条件远胜于内地。广东有经济头脑，经济头脑又被很好地运用到政治上。在广东人看来，政治是经济的奴隶。只有经济富足了，才会谈北伐，谈忧国忧民。在骆秉章之前，湖南人是很少放任到广东去为官的，但是，湘军起，到广东为官的就激增。到民国，广东成了湖南人的移民地。黄埔时代，珠三角已经成为湖南人最大的移民地。广东人看到了湖南人会做事，会担当责任，于是，从孙中山革命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广东人出钱湖南人革命的模式。实际上就是骆秉章式的画押模式。湖南人要的是权，要的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广东人给你。做事要钱，广东人给你，我还给你担责任，湖南人还有不愿意去拚搏的吗？为什么说这个模式最早要追溯到骆秉章呢？虽然他不是在广东的土地上试验这种模式，但是，一个巡抚，管的是钱粮是官职，他能把这些发挥到极致，让湖南人为之驱驰，达到最佳的人与物的组合。现在很多湖南人在广东发展就是走的这种模式。
综上所述，骆秉章在湘军体系中的地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笔者认为，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定位——
1、骆秉章应归之于湘军统帅类的人物。首先，他是湘军人物；其次，湘军重要的统帅人物；第三，湘军初期在诸葛亮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湘军统帅。不能视之仅仅为湘军成立发展创造条件。
2、他是西南地区湘军军系的创始人和最高管理者。为什么讲是西南地区的创始人呢？虽然跟随他入川的湘军有几支，但是清廷把云贵地区的军务也交给他监管。这一大片的军政人员的任命，都有要经过他的认可。我们说，天下督府湘占半，西南三省包括西北的陕西，都与骆秉章有关系，这四个省的督抚都是湖南人。王盾的《湘军史》称之为骆秉章西南军系，就是指这个意思。咸丰十年接朝廷督办四川军务。他只带了三支部队（萧启江部、刘岳昭部、黄淳熙部），总共才五千人入川。到了宜昌，湖北告急，又分刘岳昭援鄂，只有两支部队了。不到三千人。黄淳熙作前锋，一战即让四川军民看到希望。但是黄也战死了。四川方面愿意拿夔门的关税来做湘军入川的开支。这时在四川境内的农民起义武装有三支，加上石达开窜正在入川路上，四川面临大乱。仅蓝大顺一股就号称十万之众，足迹遍及四川四十个县留下足迹。说来的意思的是，骆秉章入四川，就象当年刘玄德入川一样，走的线路也差不多。经历的战事也差不多。到达四东时，总算合萧起江部、胡中和部、刘岳昭部、唐友耕部有一万九千人。到了川东，他让刘岳昭害涪陵，严防石达开从云贵方向窜入四川。刘岳昭这一支后来全部用于云贵高原的平定。虽然说是总督四川军务，实际上总督整个大西南的军务。他不仅很快平定了四川境内的三支农民起义军，还在大渡河成功地剿灭了石达开。从他接战的区域看，东至湖北，西至滇康，南至贵州，北至陕西，整个大西南地区的清剿活动都由他总调度。故清廷嘉奖他调度有方，加太子太保，实授四川总督。四川总督这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只有满人才能担当，现在清廷把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了他，交给了湘系。后来，清廷重要性的人事任命都会征求他的意见。而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没有实授两江总督，还只是署理。所以，我们要肯定骆秉章入川给湖南人带来的发展机会。明白了这个道理，自然就知道他在湘军序列中的地位。
3、应列入咸同中兴的几大名臣之列。既然是指咸丰同治年间对大清的中兴最有影响的人物，自然骆秉章和李鸿章都应该名列其中。退而持次，左一直是与李鸿章相对应的人物，有左就应该有李。笔者一直对中兴名臣的划分持异议——“曾左彭胡”，怎么就没有骆。没有李呢？彭玉麟的影响和地位难道超过李鸿章？它的最初概念应该是清朝咸同中兴湘军四大名臣。但如果定位是湘军，那很多人不会服这份名单的。难道因为前面四位是地道的湖南人。骆秉章无论从哪个方面，不会在胡和彭之下吧？胡林翼虽然算是非常优秀的，但是他英年早逝了。《清史稿》把他与胡林翼排在一起，是有它的道理的。胡林翼又比骆秉章早死好多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骆秉章有了重新认识。由此，涉及到象对李鸿章、骆秉章、朱孙贻、鲍超、塔齐布、多隆阿这样一此湘军中的客籍人物的研究，都要转换原有的角度，坚持实事求是，抨击主观臆断。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会减少湘军的光辉，反而体现湘军的兼容并蓄，与时俱进。本文希望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更多拥有这方面资料的的同仁注意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让我们湘军研究更客观一些，不要限入狭隘的地域主义。
本文参考资料：
1、《王壮武公年谱》；
2、《王壮武公遗集》，思贤讲舍，光绪十八年刊，湖南图书馆藏；
3、《骆文忠公年谱》，思贤讲舍， 光绪七年刊，湘潭市图书馆藏；
4、《湘军兵志》，罗尔刚/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5、《湘军史稿》，龙盛运/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湘军史》，王盾/著，湖南大学出版社；
7、《中兴将帅别传》，朱孔彰/著，岳麓书社，1989年版；
8、《骆文忠公奏议》，光绪二十年刊，湖南图书馆藏；
9、《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89年版；
10、《清史稿》，赵尔巽等/著，中华书局，1977年版；
11、《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
12、《刘蓉集》，湖湘文库，岳麓书社；
13、《湖南人的精神》，刘健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二十五史精华》之四•《清史稿精华》，1989年版，岳麓书社；
15、《曾国藩传》，萧一山/著，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
16、《湘军史料四种》•《湘军志》，王闿运/著，岳麓书社；
17、《湘军史料四种》•《湘军记》，王安定/著，岳麓书社；
18、《湘军史料四种》•《〈湘军志〉评议》，郭振墉/著，岳麓书社。
作者简介：唐徽，中共湘潭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研员、《湘潭茶道》主编，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曾国藩研究所研究员，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湘乡茅浒水乡度假村湘军文化总顾问兼湘军书院项目执行院长（筹），湘潭湘江风光带建设专家组成员，湘潭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著有《天下湘军》、《湘乡曾国藩》等多部湘军研究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