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骆秉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的命运的汉族官僚，一度落得被人唾骂为为求功名不择手段、杀人无数、扼杀农民革命运动的罪人，但今天重新审视他，我们应该抛弃偏见，全面客观地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一生中数度起落，不卑不亢，不妥协、不放弃，精忠报国，成为晚清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最为得力的人之一，使骆秉章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儒家传统知识分子成功践行和实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的典范人物，并“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不朽的人生，对今人有着重要的启发。
关键词：骆秉章 儒家 知识分子 理想 典范
骆秉章，原名俊，三十七岁时改名秉章，字吁门，号儒斋，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农历3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花县炭步镇华岭村。因曾祖骆国佑和祖父骆楚行，在乾隆初年从花县迁往佛山。父骆珝元，号诚斋，生有兄弟三人，骆秉章最小，全家向以经营传统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春联）为生。大哥、二哥缀学早出，助父营生，因骆家当时家境仅能供秉章一人读书。
骆秉章少年勤学，求取功名，40岁中进士后留京师16年，以翰林院编修迁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因办事清正，骆秉章得到道光皇帝信任。56岁放外官任湖北、云南藩司，道光三十年（1850年）擢湖南巡抚，入湘十载，位居封疆，治军平乱，功绩卓著。咸丰十年（1860年）升调四川总督，效忠朝廷不遗余力，屡获嘉奖。多年辛劳征战使其眼疾加剧，但仍“力疾视事”，又以“老成硕望，宣力弥勤”就职协办大学士兼四川总督，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病逝于任上，终年74岁。
由上述对骆秉章一生轨迹的简要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其通过考取功名和精忠报国成就不朽的一生。而这种人生轨迹，正是儒家传统知识分子一生最高理想的追求使然。即使用今人的眼光对比看，骆秉章依然是由一个草根通过个人读书考上公务员，然后尽职尽责，为国家建功立业，并且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模范。这样一个人，他得到朝野不断肯定和嘉奖，是多么的合情合理。无怪乎左宗棠如此称赞骆秉章“可谓明治体而识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见《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86年版）。
翻看中国历史，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信念，成为历代无数知识分子最高的人生理想追求。
骆秉章的一生追求，正是这种中国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即使他四十岁才考取功名，但凭着坚定的信念，不卑不亢的毅力，不懈追求，精忠报国，按部就班地成为文治武功位极人臣的干吏，再到为剿灭太平天国立下赫赫功劳的能臣，最终成就非凡的仕途，不朽的人生。这样一个在历史的关键节点消弭战乱、决定历史走向的人物的辉煌政绩和他所作出的贡献对于今时今日的意义。
一、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知识分子
骆秉章生于乾隆盛世末期，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成为改变人生命运的途径，尽管不惑之年才正式走上仕途，但却凭借着个人坚定的儒家思想信念，在动乱的时代中纵横驰骋，尽显英雄本色。
骆秉章本是草芥平民，家境并不殷实，一家人只能供其一人读书。使骆秉章成为家人对读书明理，考取功名，改变命运的唯一寄托。令家人感到欣慰的是，骆秉章聪明自幼聪明，读书用功，并颇有天赋。嘉庆三年（1789年）十二月，骆珝元领着6岁的秉章到安宁里拔贡生谭守让先生私塾接受启蒙。次年，又到安福里改从举人谢维玑为师。过了两年，父亲再为9岁的秉章易师，拜于南海宿儒建平门下，梁先生的私塾设于深水瓯梁家祠，这一年，秉章正式开笔为文。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秉章20岁以第三名考中秀才前，他先后换了八位老师，佛山镇内的天官坊、劳家祠、孖楼脚李家大厅、大墟平心何公祠、花楼塘杨依仁堂、栅下德寿考、万元里良宰曹公祠等处均可追溯其读书的踪迹。21岁至26岁，他来往于省禅两地求学应试，岁考及科举均名列前茅。27岁应乡试，中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已卯科第五十八名举人，兴高采烈之际，原配夫人陈氏却病逝于中秋月圆之夜，陈氏乃顺德人，与秉章结婚五年膝下尤虚。
次年6月，骆家为秉章续娶鹤山张氏为继室，住舍人正街福善里（今福仁里），他在太上庙附近的冼家祠一边教读，一边为进京会考做准备。道光二年（1822年），他与何润之 （崑山）、任元梓（次桐）、谭应龙（虹桥）、潘蓉森（桂生）一道经苏杭东线第一次赴京会试，此次会试秉章虽无功而返，可京师繁华的景象使他眼界大开，留京小住后与陆沾荣（寸云）、程贵时（黻屏）、陈荣（兰阶）等一同会试的广东举人一起从西线经樊城、洞庭、汉口、湘潭折返。回到佛山，秉章先后租用细巷廖家厅及金丝行会馆等处教书和研读。道光五年（1825年）骆夫去世，秉章将父亲归葬于花县祖籍，并在华岭乡中的骆氏大宗祠内教读一年，次年，仍回佛山金丝行会馆继续执掌教鞭。道光九年（1829年），秉章与程黻屏、陈兰阶一道再次赴京会试，可惜依然名落孙山。这回，秉章可是有点迷信宿命了，到礼部呈请改名，他原名俊，改字秉章为名，字籲门。返禅后仍在金丝行会馆教读，不久，长子天保出生，中年得子令秉章万分欣喜，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也坚定了求学进取的信心。道 光十一年（1831年），他第三次上京会试，同行的有三水举人梁麟英（铁山）和花县举人宋树（萼楼）。功夫不负有心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骆秉章 考中壬辰科第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他已年界不惑，可谓大器晚成。
然而，骆秉章考取功名之前，也经历了不少“屌丝”遭遇。一说其在南海应考中举，却因非南海本地人而遭弃。骆秉章为此回花县炭步镇骆村认祖，却被村长老以其祖母已改嫁不认宗亲。此时幸得华岭村骆姓族人可怜，认其宗亲，方使骆秉章得以原籍报考。但骆秉章并非一考中榜，而是屡试不第，直到40岁时，才一举考取进士，进京当官。值得一提的是，骆秉章27岁应乡试已经中举人，按照清朝科举制度，考中了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然而，当年中秋之日夫人陈氏病逝，骆秉章念妻情深，以致患病，放弃了进京会试。这一放弃，导致其到40岁才考取进士当上官。可见，骆秉章也非为求功名不顾一切之人，而是那么的重情重义。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骆秉章考取功名之路是多么的坎坷，但中年中举，正凸显其过人的毅力和努力。在挫折中不屈不挠，奋力前行。这种磨练和付出，如果没有一种信念支持，很难想象骆秉章能够坚持下去，也很难说骆秉章就只会是一个乡间秀才而已。而这种信念，除了家人的深厚寄托，最为重要的，正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传统的学而优则士的仕途之路，使骆秉章咬定青山不放松，誓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而正是骆秉章中年才考取功名的经历，为他的人生练就了一盏指明方向的明灯和一件攻坚克难的法宝。归结为一点，就是执着。凭着这种中国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执着，骆秉章顺利度过40岁之前的人生苦海，抵达新的人生舞台。
二、精忠报国成就不朽人生
40岁的骆秉章考取功名后，进京任官，终于到达了实践理想的舞台。他此时的心，就是要大展拳脚，尽职尽责，建功立业，报效国家。而这颗精忠报国的心，一直持续到他离世。骆秉章终年74岁，为官34年，这34年中，骆秉章严查库房，创新赋税政策，剿灭太平军大部、屡立战功，同时识人荐才，廉洁操守，为人为官显赫，受人敬仰，为国肯定，一路加官进爵，受封贵号，实现了精忠报国的理想，成为一个儒家传统知识分子成功践行和实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的典范人物，并成就不朽的人生。
纵观骆秉章当官的生涯，之所以能建功立业，精忠报国，成就伟大的人生目的，实现着保家安邦忠于国家的人生价值。在此，我们有必要抛开偏见，重新全面审视骆秉章为人为官处世经治的过程，从中获得有益启示。
（一）廉正勤明天地可鉴。
研究骆秉章的文章中，有人认为，骆秉章担任四川总督六年之久,他是屠杀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和残酷镇压李永和、兰朝鼎起义的刽子手。纵观其一生,诚如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言,不但拙于文,亦拙于为政。费行简《近代名家小传》对骆一生贬辞甚多,说他“当官不饬吏治,军谋更非所长,而任将甚专,且果杀戮”。但也不得不承认,骆秉章在四川去世时，众人发现其“生平廉素,及殁,布帐一,银百两,破笥二而已,家无田屋以处子孙”。 由此可见骆秉章为官不贪,清廉一生。
原来，骆秉章督川六年余,卒于任上。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廉俸银。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广东。仅此一端,可见骆秉章之“廉静有余,必可信也”。
其实早在京师作御史时,骆秉章即以廉素著称。
道光二十年（1840年）奉旨以查库御史身份稽查户部银库，库官告诉他，按照例规，他们在收取 各捐项时每一百两加收四两，二两归库官及查库御史作为酬劳，你在此当一年的查库御史，大约有二万金的额外收入。骆秉章说：“我已受朝廷俸禄，这些额外之 财，我分厘不敢接受，我也不想受人挟制，你们干这种勾当，即使不碍公事，也应酌量。”同时他吩咐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准需索分文。他知道过往库项亏短，多出 在收纳捐官款项或各银号税项之时。由于库丁门收受了好处费，有以六、七百或四、五百作一千两来收取，也有以公事作人情，把成色不足的银两收归入库，损的是 国库，肥的是私囊。这些陋习，他虽不可能一一予以纠正，但只要他在场，必定严格把关。他规定，每次收捐项与崇文门税课，要先打扫银堂，堂上只留银号一人， 库丁二人（一人放砝码，一人放银两），御史当面秤兑，不准库丁压秤，如银不足，尚须添补，即使是熟人上兑，也不徇情。有一回，史部尚书潘世恩的亲戚“乾泰 号”来交税，库官秤后说少了二十五两，潘是秉章会试时的恩师，按情理可以通融，结果他还是让“乾泰号”补足了税金。由于秉章办事认真，得到恩师潘世恩和军 机大臣穆彰阿的赞赏，但同时也让惯于舞弊的库官、库丁们忌恨于心，想方设法要将他排挤出银库，积年陋规根深蒂固，使库项亏短的问题并未因秉章的清正勤明而 杜绝。道光二十三年（1843），户部银库亏空数目竟达九百万两之多，秉章受牵连“失察”之罪而被革职，罚赔一万二千八百两。这笔罚款对于清廉的骆秉章来 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其亲家伍承禧和门生吴延溥及梁铁山、宋萼楼等同学、同乡的资助下，才能全数上缴。后经户部暗案奏明秉章平日所为，取得了道光皇帝的信任，道光召见时对他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汝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到二十八年（1848年）间。骆秉章奉命到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办案，在江苏查办知府周沐润、知县秋家丞等七人的违法案件时，虽将事情查清并分别治罪，但他在向朝廷报告时，没有追究知府的上司总督对下属督查不严之责，没有“随案附参”，又被“严行申饬”。
骆秉章从41岁到56岁的十五年间，基本上是留任京官，期间曾有回籍祭扫、纳妾何氏、崔氏、女儿配适东华里伍承禧之子伍鸣成、母丧 守孝、掌教广州粤华书院等。以翰林院编修历官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学正、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湖北 按察使等职。 在这十五年间，骆秉章曾数经度起落。在祸福得失、宦海浮沉之间，骆秉章似乎参透了一些人生哲理，为人处事更练达谨慎，练达在骆秉章书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一副对联：歌器一满即倾常虑亏从盈处伏，谦卦六爻皆吉须知益自损中来。目前该对联仍保存在广东佛山博物馆。
（二）沧海横流显英雄本色。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十二月，皇帝起任骆秉章为湖北按察使，四个月后，升贵州布政使，三个月后又调云南布政使，八个月后再升 湖南巡抚。云、贵、湘乃当时多事之地，朝廷却委以重任，可见清政府对他还是相当的倚重。在湖南巡抚任内，他也确实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驻守常德、岳州及辰州的水陆清兵，因地方歉收经费不足，买粮困难，骆秉章批准由地方财政借支一个月的饷银，度过难关。
咸丰元年 （1851年）二月，因武陵等处遭受水灾，堤防冲溃，连年失收，农民难以独立修复堤坝，他即报告朝廷，请在省司库款项内，借银发给各县进行修复，并按被淹田亩数，分年征还借款，获得批准。湖南每年有五帮漕粮运往荆州，因上年受灾而缓征，漕运部门无力办理，也无法筹到款项，骆秉章据实报告朝廷，请准借银 39000多两解决了困难。咸丰四年（1854），骆秉章查出户部设在长沙的铸钱机构宝南局中的驴头与长沙府仓守家丁通同舞弊，私铸当五十、当百大钱，立刻严拿究办，这些都是他在湖南所办的有益之事。
骆秉章文治了得，武功更是辉煌。这主要体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上。
话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不遗余力地参与了镇压行动，对境内天地会和起义的农民 进行残酷的屠杀。起初，湖广总督程矞采到湖南，会同骆秉章及提督于万清督办防务，三人联名报告清廷，决定采取“严密防堵”和不分省界“相机进援”的方针。 咸丰元年（1851年）十一月，他们屠杀了衡阳、清泉的天地会会众左家发等60多人。次年四月，太平军进攻桂林，骆秉章等在湘桂交界处调集各路官兵严密防 堵，但终于无法抵挡太平军的强大攻势。六月，太平军进入湖南，占道州，清廷认为骆秉章“未能事先预防”，被降三级留任。接着，太平军攻克江华、嘉禾、桂阳 各州县，骆秉章又被革职留任。八月，太平军攻克湖南重镇郴州，九月，直逼省城长沙，并占制高点妙高峰，骆秉章率清兵拼死抵抗，并令用大炮轰击，又派兵出城 作战，均未能打退太平军。该战役震动了清廷，湖广总督程矞采被革职，骆秉章被命待事情平息后再作处理，仍暂留办理长沙防务事宜。十一月，太平军主动撤离长沙，由岳州进入湖北。于是骆秉章以“功过尚足相抵”而免于处分。但后来由于未能防止太平军由岳州进入湖北，又被降三级。
接连的被贬，使骆秉章跌落为官以来最深的低谷。但骆秉章心系朝廷，报国之志从未更改，意志毫无消沉，并抓住机遇，屡立新功。
清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骆秉章卸湖南巡抚之职北上京师，中途又奉命留在湖北协助防守，尚未抵达，武汉三镇就被太平军占领， 清廷命令骆秉章暂时代理湖北巡抚职务，驻荆州、襄阳处理地方政务。二月，太平军放弃武昌，沿江东下，骆秉章兼程赶往省城办理善后事情。三月，被重新任命为 湖南巡抚。当时，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奉命在湖南操办团练（即湘军），骆秉章给予大力的支持，并推荐湘阴举人左宗棠协办军务。六月，骆秉章派县丞王鑫镇压了桂东县的农民武装。接着派营兵800名往南昌协助进攻太平军。七月，又奏请皇帝令广东督抚购买兵船，由管带黄开广驶往南昌作战。八月，广西兴安恭城农民 武装到衡州活动，骆秉章即派道员徐家瑞率兵前往镇压。同月，广东乐昌农民武装攻兴宁，又令县丞王鑫带兵击退。十一月，又派知府张荣组等镇压了常宁天地会的斗争，逮捕了首领吴玉等人。又派直隶州罗泽南镇压了永兴的所谓“土匪”，“首要各犯多被斩擒”。
咸丰四年（1854年） 二月，太平军西征军在湖北黄州大败清军，再进占汉口、汉阳，四月入湖南再占岳州和湘潭，与湘军水陆激战七天，转战长沙之靖港，全歼曾国藩的水师，曾国藩差 愤难当。事后，骆、曾联名向清廷提出“数省合防”的建议，得到批准，随即从贵州、广东调三千清兵入湘，并重建水陆各军。
七月，湘军大举进攻，占湘潭和岳州。八月，在城陵矶又大败太平军。九月，骆秉章又击退两广天地会对道州的进攻。这样，骆秉章稳定了湖南，并全力支持了曾国藩，从而获得了清廷的更加信任。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太平军攻占汉阳，四月三克武昌。骆秉章率副将杨载福、知州彭玉麟带领水师援鄂，咸丰帝令他全面筹划进攻计划。当时湖广总督杨霈需要把金口防守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等调往汉川防守，以“防贼北窜”，骆秉章不同意。最后，皇帝下令按骆秉章的意见办理。当时，太平军主力征展开消灭江南、江北大营的战斗，两湖无大战事，骆秉章即全力进剿各地农民起义，且往往跨省进剿。咸丰六年（1856年）派兵入贵州帮助镇压同仁苗 民起义，又派兵到江西镇压农民武装，攻占袁州、分宜两城。由于“尽心调度”，被清廷“加恩赏戴花翎”。
十一月，再派兵赴铜仁，俘虏了起义将领董浩然等人。 咸丰七年（1857年）再次派兵至江西吉安，杀死农民领袖胡寿阶，并攻占临江府城。十二月，兵发广西，攻占兴安，兵抵平乐。于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 正月，又获清廷“赏加头品顶戴”。当月，又派兵分头镇压贵州镇远、广西思恩的苗民起义。
有学者简单粗暴地认为，骆秉章是以太平天国义军的血染红官翎，是个毫无人性之人，这完全是忽略了骆秉章人情治兵的一面。太平军将领石达开离开天京后，咸丰九年（1859年）转战湖南、江西、湖北各省，骆秉章调度兵力分头截击，两军对垒，伤亡无数。骆秉章曾在长沙建祠，祭奠死亡士卒，又在湖南和作战过的省份建“表忠祠”，表彰“力战殒命”的将士，并成立“求忠书院”，让“阵亡”人员子弟入院读书。这看似平常，却是安抚将士，深得民心的施政良策，更体现骆秉章人性的一面。可见，骆秉章此时已经深得为官之道。而骆秉章之所以能够如此治理，与其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出身不无关系。骆秉章出生在乾隆盛世，即便遇上太平天国运动之乱，但几千年来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根深蒂固，是指导骆秉章为人做官的理论思想。
后来，骆秉章出任四川总督，擒杀石达开，平定四川。
（三）鞠躬尽瘁 精忠报国。
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太平天国天京沦陷。同治皇帝因骆秉章“懋著公忠”嘉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九月，进入汉中额甘肃回民起义军进攻阶州，这时，骆秉章虽老病缠身，仍调度兵力击退义军。
同治四年（1865年）起，他因患严重白内障眼疾，多次向朝廷请求开缺回籍治病，同治皇帝却以骆秉章老成硕望、调度有方为由不以获准，仍让他“力疾视事”，仅赏以短假调理。在他养病期间，派崇实兼署四川总督事务。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骆秉章被授予“协办大学士”称号。十一月十七日，骆秉章因旧病复发，死于四川成都任上，可谓鞠躬尽瘁。
骆秉章去世后，朝廷追封其为太子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谥号“文忠”，其灵位入祀京师贤良祠，并于四川、湖南两省建立专祠，生平政绩由国史馆立传，灵柩回籍安葬（墓址位于今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镇，现仍存），祖辈四代荣得追赠，子孙均受封荫。赐长子天保为郎中，次子天诒为举人，诸孙也同沾皇恩。
《中兴名臣事略》记载，骆秉章公葬之日，士民如丧私亲，巷哭罢市，其丧归号、泣瞻慕者所在十万数。蜀思其遗爱，谓自汉诸葛唐韦皋后唯公。可见世人对骆秉章的感激和不舍之情。
三、骆秉章为人处世之道对当今的启示意义
纵观骆氏史迹，骆秉章文才武略，他或勤奋求知，潜心治学；或勤政为民，匡危济世；或诗礼传家，簪缨继世，不断践行着精忠报之道，努力实践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变幻着历史风云，凝结着人世沧桑，负载着文化的传承，其深厚的底蕴及灿烂的家族精神永远值得后世景仰和继承。
私以为，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从几千年的传统中走来，骆秉章应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典范。
（一）立言：以民为本的思想。
我们知道，平民出身的骆秉章为官治理清正廉明、有条不紊，对乱贼打击残酷无情、坚决彻底，对民生关怀是深入民心、休养抚恤，可以说这一切，正是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在骆秉章身上的贯彻体现。也正是这种思想，使骆秉章在封建体制下的清朝乱世中，为人处世都有着明灯指引，在人生起落中都能够屹立不倒，最终走上仕途的巅峰。也正是以民为本的思想，为骆秉章立了言。
骆秉章一生鲜有闲情著书立说，但其《骆文忠公奏议》、《骆秉章自撰年谱》等却无不闪烁着以民为本的思想。此外，骆秉章还留有众多对联墨宝。值得一提的是他临终前给自己的挽联：十载忝清班，由翰、詹、科、道而转京卿，奉使遍齐州、汴州、吴州，回首宦途如梦幻：廿年膺外任，历鄂、黔、滇、湘以莅巴蜀，督师平李逆、石逆、蔡逆，殚心戎务识时艰。纵观骆秉章的一生，针砭赞许声同在，但还是骆秉章临终前自挽长联一副，概括了不朽的一生。由这副对联上述骆秉章的一生主要经历，我们可以探索出其为人处世之道，其思想、智慧及人格魅力，有颇多可取之处值得今人借鉴，为现世提供启示。
此外，我们必须看到，作为儒家传统知识分子走上仕途，骆秉章一生的践行，才是他不朽的语言。他清廉为官之道，精忠报国之行，以民为本的思想，都是留给后人最好的学说。
（二）立功：以道事君的理念。
传统儒家思想以为，君子忠孝两全为美。而自古而来，忠孝难两全，不过，明臣刘伯温说：“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这句话也是儒家传统思想的表现。在骆秉章身上，这个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这个儒家思想出发，我们就更能理解骆秉章，在封建体制下，皇帝至上，骆秉章为何尽心尽力平定太平天国动乱，力保社会和谐稳定和皇权，又为何鞠躬尽瘁、精忠报国，在当时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即便当今，维稳尤为国家社会重要措施。所以，骆秉章尽忠报国是其为人处世的正道。正道事君的理念，对今人来说，虽再无皇帝极权，但转化为现代的语言，同样应该立足本职工作，鞠躬尽瘁，为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建功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从今人角度来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实践中，骆秉章作为清政府的公务员，同样是岗位的先进榜样，依然有启示意义，值得我们学习。
（三）立德：以德传世的境界。
骆秉章从小发奋读书，在为官的文功武治实践中，又逐渐从而成为那个乱世中的能人智者。试事识贤的用人观，宽容待人的处世大度等，都是他哲学智慧的结晶。这来自于骆秉章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和细致体悟，也来自其在中央到地方的官场历练。具体表现有几点：一是经济上锐意改革，大胆实施“抽厘”、“减漕”的政策，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缓解了财政困境，且“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当时有“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之语。二是爱才之举。得人才者得天下，骆秉章是机智之人，很懂得发掘人才。他举荐的人才，像曾国藩、左宗堂等人，个个成就斐然，深深左右着中国晚清的历史。吊诡的是，为得自命为孔明的湖南第一才子左宗堂，骆秉章也“三顾茅庐”，并施妙计才终得左宗堂相助，也使其学识、才干得到充分发挥。持才不羁的左宗棠更是以“士为知已者死”的劲头，在骆秉章手下做事6年之久。三是秉公执法、廉直恤民。前面已述，骆秉章一位清官廉吏，他对官场中那些弄虚作假、阿谀奉承和尸位素餐的人深恶痛绝，绝不同流合污。骆秉章也因而以高尚的官德和人格魅力流传后世。骆秉章为人如此，处事如此，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吗？是的，如今，在骆秉章的老家广州花都区的马鞍山公园，政府专门以其为榜样，立雕像和碑文，向今人宣传学习骆秉章的为人处世之道，尤其是清正廉洁的人生境界和高尚品德。
经上分析，作为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骆秉章的为人处世之道也不复杂，就是按照儒家知识分子最高的理想追求，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成就其不朽的人生。回顾其一生，也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当然骆秉章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毕竟瑕不掩瑜，光彩照人。因此，对骆秉章的人生重新审视，做出理智判断，做出全面评价，为我们更加正确认识了解历史和古人，富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一句话，骆秉章是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典范，一生精忠报国，立德、立功、立言成就其不朽人生，给我们传递着正能量，值得今人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柯劭忞《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三
【2】清光绪版《骆文忠公自订年谱》
【3】朱孔彰《中兴名臣事略》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一月初版
【4】《湖南省志 人物志》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社 湖南出版社1992-11。
【5】赖达观《骆秉章与清末农民起义》 《佛山大学佛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6】徐正唯《廉吏骆秉章》（《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5期)。
【7】贾熟村《试谈骆秉章与湘军》（《岭南文史》1993年第1期)。
作者简介：江永强，广州市花都区骆秉章研究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