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湘军初创时，朱孙诒曾是骆秉章手下爱将，骆委任朱担任湘乡县令时，朱不折不扣执行了骆秉章的政策，提拔了一大批湘乡士人。湘军成功剿灭了太平天国，骆秉章和朱孙诒也因初创之功博得大名。但是，骆秉章携朱孙诒督川后两人生隙，朱孙诒随后联络翁同龢、蔡寿祺等人攻击湘系将帅以泄愤。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朝廷采信了朱孙诒原上司骆秉章的意见，最终，朱孙诒没有得逞。骆秉章的不偏不倚，办事公允，与湘军将帅保持了默契。充份说明骆秉章对湘军事功前后的贡献。
关键词：骆秉章 朱孙诒 曾国藩 翁同龢 蔡寿祺 奏折 上谕
众所周知，湘军的诞生和发展，有三个人物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他们就是——湖南籍原礼部侍郎曾国藩、江西籍湘乡县令朱孙诒、广东籍湖南巡抚骆秉章。而骆秉章在湘军初创时，位居巡抚高位，拥有地方实权，更显得举足轻重。而梳理一下他与曾国藩、朱孙诒等人的关系，对研究湘军史颇有裨益。
骆秉章（1793-1867），字吁门，号儒斋，原籍广东花县。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四川总督。他先后两任湖南巡抚，其中以咸丰三年第二次复任为最久，在湖南任职长达十年。这期间，正是太平天国军兴之时，湘军与太平军正面交锋，骆秉章都处在风尖浪口。
毋庸讳言，在湘军初创阶段，骆秉章与曾国藩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产生过矛盾，经历了一个彼此磨合、互相了解的过程。但客观评价，年长曾国藩十八岁的骆秉章能识大体、顾大局，总体上与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将帅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还大力识拔了王錱、刘蓉、左宗棠、刘长佑、刘岳昭等青年才俊，为他们提供广阔的舞台，给予充分信任，助推了这些人的成功，于湘军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骆秉章行状里有言：“文忠公为人外朴内明，赋性忠直，能鉴别真才，以得其死力。一时海内贤士大夫咸乐为用……凡所识拔，多起兵弁、生童，及提军四出，朝廷即倚以办贼。名臣良将布满天下，其机实自公发之也。”（1）这些话尽管溢美，但不失公允。
一直以来，学界对骆秉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刘蓉之间的关系比较关注，先后关于骆秉章与曾国藩、骆秉章与湘军集团关系的论述（2），但均忽视了与朱孙诒之间的关系。
骆秉章与曾国藩初期存在的矛盾能尽快消弥，与两人的身份、地位、影响力相当有很大的关系。而作为上下级的骆秉章与朱孙诒，两人的关系随着战事和官场格局的发展，由信任到失望，最终分道扬镳，经历了从同事、朋友到陌路人的演变，并还引发朱孙诒直接参与策划朝廷对湘系将领的打压，这其中的细节缘由值得深究。
彭洋中在《湘勇源流记》一文中，对朱孙诒受骆秉章的派遣前往湘乡任职做了较详细的交代。
（道光）三十年，粤西金田衅作，上命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经略之，道卒。又以命前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亦遽卒于军。粤贼势日炽，湘乡会匪通焉，将藉口钱漕以发大难。都人士罔知所措，或为徙避计，不能徙者则约数百人赴告各大吏，谓寇贼之患，百万甲兵制之于后而不足者，一二循吏弭之于先而有余，请以贤能县令往。巡抚骆秉章、署布政使春熙皆颔之。然遍计君吏，罕胜其任者。择尤遣之，则又胥视为畏途，相顾茧足。曰：“吾官可劾罢，躯命殊未肯遽捐也”。用是拟委十数辈，咸固辞。事势迫，不可复待。（3）
在湘乡极需要贤能之士去主持局面但人人视去湘乡当县令为畏途之际，正要“补酃县令”的朱孙诒被骆秉章相中。
时，清江朱孙诒卸署长沙县事甫月余，又已奉部咨，允补酃县令。按省例皆不得遽委他缺。湘人知其贤且能也，相率遮大吏舆，乞借剿寇。秉章语属僚曰：“诚知非朱令不可，第违省例，而强以人人所不欲，乖护惜吏才之意耳”。春熙曰：“是可以忠义动也”。因促召朱令，至则长揖，以顾全局恳。孙诒受命，无难色。其捧檄往，则是年十月初二日也。（4）
骆秉章这一项突破常规的任命，成为了湘军诞生的肇基，后来的结果表明，他选对了人。
朱孙诒，字石翘，江西清江人（今属江西省樟树市）。“入赀为刑部主事。改知县，发湖南，历署宁乡、长沙，皆有声”。他于道光三十年（1850）任湘乡知县后，召集王錱、刘蓉、罗泽南、李续宾等人，以“欲卫闾里，非团练乡兵不可”为由开始建立地方武装，在全县兴办团练，故他是湘军创建的重要人物之一。初到湘乡的朱孙诒没有令各方失望，很快稳定了局势，团练也办得很有规模。由此还博得了曾国藩的好感，他在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的家书中说：“朱石翘明府初政甚好，睚是我邑之福，余下次当写信与之，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5）
孙诒任湘乡县令的时间前后约三年，这三年的经历，使他成为了湖南口碑最好的县令。受他识拔，后来官至陕西巡抚的刘蓉叹道：“太守继观察宰吾湘三年矣，令行而不扰，法立而不苛，闾里安之。”（6）
咸丰三年六月，朱孙诒受骆秉章之派遣，与罗泽南等一道援南昌，开始直接参与湘军的征战历程。
骆秉章对朱孙诒的能力和政绩都是肯定的，彭洋中在《湘勇源流记》中甚至引述骆秉章疏荐孙诒之语：“湘军朴勇敢战，由该员办团而起，岂虚言哉？”朱孙诒擢任郴州，不久后又再获升调，署任宝庆府。
然而，朱孙诒毕竟只是一位文官，指挥作战非为其特长。咸丰四年，朱孙诒随曾国藩出征岳阳，遭败绩，遂得曾国藩不满。四月二十日，他在致诸弟的信中说：“朱石翘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奔逃数次。昨日到省，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昨当面将朱石翘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多不以我为然。”（7）
朱孙诒与曾国藩的嫌隙由此产生，两人的关系逐渐疏离，但这尚未影响到骆秉章对他的使用态度。
咸丰六年四月，廷旨命朱孙诒带湘勇应援，秉章以“部曲已散于湖北、江西，各营一时难以复集”之言奏复。意在将朱孙诒留在自己身边调用。朱孙诒随后丁忧，再次复出后已是咸丰九年，奉骆秉章之命援广西。咸丰十年，以功获擢道员。
咸丰十一年正月，湖南巡抚骆秉章奉调入川，湘军道员刘岳昭、知府黄纯熙（曾署湘乡县令）随行，调朱孙诒总理营务，刘蓉、彭洋中随行。朱孙诒在四川的情况不见记载，仅能从上谕中看到蛛丝马迹。
同治二年的六月二十六日上谕：“……浙江盐运使朱孙诒，日久尚未到任。著官文、骆秉章查明该员是否在川楚一带，即行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8）这表明，随川督骆秉章入川后的朱孙诒，他的职衔已经发生了变化，且异常离岗。
几天后，同治二年七月一日，上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
毛鸿宾奏“浙江运司朱孙诒患病，恳请开缺调理等语”，朱孙诒前在湖南历任府县，颇著循声，且能留心人才，讲求团练乡兵之法，叠经内外臣工暨该督保奏。当此时艰孔亟，在在需材，若竟令引疾而归，未免可惜。现在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军营文案等件，亟须得人襄理，期于悉协机宜。本日已降旨将朱孙诒开缺，令其力疾迅赴陕西多隆阿军营，襄办一切事务。即著毛鸿宾、恽世临、传谕该员，如旧疾稍痊，即恪遵谕旨星驰赴陕。傥抱微疴，仍当力疾前往，以副委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9）
这也就意味着，朱孙诒称病离开了四川，也就是离开了骆秉章。
同治二年九月初一日，上谕：……朱孙诒既已病痊。著即饬令迅赴多隆阿军营。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10）
原来，他被调往了满族将领多隆阿处。朱孙诒在多隆阿营中的时间并不长，但由此获得了送部引见的资格。
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上谕：前浙江盐运使朱孙诒，先经派赴多隆阿军营，襄办营务。嗣据多隆阿以回务告竣，奏明给咨送部引见。骆秉章前在湖南有年，文格、朱孙诒均久属属下。其才具操守，必能洞悉底里。又盐运使衔候选道李概、已有旨饬令来京引见，该员前在湖南本籍办事，是否足资任使，骆秉章谅亦知之有素。以上三员，并著该督就所见闻，悉心评论。其性情才识何如。若膺简用，能否有济？务期核实覆奏。以副朝廷旁求慎简之意。（11）
对朱孙诒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大好机遇。也不难看出，在是否进一步使用朱孙诒的问题上，朝廷仍非常重视前上司骆秉章的意见。
朱孙诒抵京觐见的大致时间令人意外地记录在翁同龢这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晨访朱石翘都转”。（12）后面稍加注：“孙诒，先君补廪门生，与三兄甚熟。”由此看来，朱孙诒是翁父心存的门生，因为他有任江西学政的经历。
翁心存官至大学士，其子翁同龢生于道光十年（1830），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官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还先后担任过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
翁心存有三个儿子，除翁同龢外，还有翁同书和翁同爵。翁同书是道光二十年的进士，咸丰八年（1858）年任安徽巡抚。三年后因处置苗沛霖一事失当，被两江总督曾国藩参劾革职（13），落了个下狱候斩的结果。几经斡旋后被减罪，流放新疆伊犁。1864年奉命赴陕西参与剿回，同治四年（1865）年因患痢疾病逝。故也不排除翁同龢与曾国藩之间有私怨存在，如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旨，翁某仍牢固监禁。白发累臣，九闾难叫，不觉悲愤填膺耳。”这也就能解释翁同龢为何屈尊造访朱孙诒，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怨愤对象，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同治三年八月初三日，翁同龢“冒雨至东城拜客，晤朱石翘都转”。八月初九日，朱孙诒觐见皇上及两宫。这也表明，在觐见之前，朱、翁二人的频繁见面是有一定目的的。
八月十四日，翁同龢再“访朱石翘都转”，又有一个附注：“孙诒，引见，仍以运使用”。
对于这个觐见的结果，朱孙诒应当是心有不甘的。此时，太平天国已经被剿灭，很多湘军将帅位高权重，连他昔日大力识拔过的湘乡士人刘蓉也已经官至陕西巡抚，相较之下，这位参与湘军创建的功臣，似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亏待。
翁同龢这一时期的日记还显示，朱孙诒并没有就此离京，两人继续保持着密切往来。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夜，朱石翘来谈，二鼓始去。
十月二十二日：夜访朱石翘于圆通观。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朝廷内部新的矛盾开始产生，慈禧太后决定打击恭亲王奕。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在日记中说“恭、醇二邸衅隙已久，醇邸福晋，圣母（慈禧太后）之妹，故圣母右之。而母后（慈安太后）则颇倚任恭邸。”（14）
除外与醇邸关系密切的翁同龢，慈禧还物色到了另一个“醇邸之党”蔡寿祺，此君是江西人，与朱孙诒是同乡。道光二十年进士，原为编修。按清朝制度，编修无专折奏事之权。同治四年二月初六日，慈禧命其署日讲起居注官，取得了奏事资格（15）。
翁同龢同治四年正月十三日日记：张集馨以逢迎多隆阿，为刘蓉查实劾奏，革职永不叙用。
多隆阿正是那个给了朱孙诒送部引见机会的人。一个多月后，翁同龢二月二十二日日记：“朱石翘来。”可见朱孙诒自上年六月以来一直滞留京城。
二月二十四日，蔡寿祺便上疏八条，痛陈时弊。折内有《请振纪纲以尊朝廷》（16）一条，参劾湘系将帅。内称：“曾国藩奏洪福瑱焚死，未几而该逆为江西拿获......安庆之役，曾国荃攘多隆阿之功。”“汉中之贼，实系粮尽东窜，多隆阿会同张集馨据实陈奏，而刘蓉奏称打仗克复，冒功邀赏，反衔恨张集馨。”“刘蓉以诸生标榜欺饰，曾国藩轻信其谋，致有九江之败。劝骆秉章勿遽入蜀，几误蜀事......刘蓉擅作威福，朱孙诒以好论谠而被排挤。曾国藩劾去张芾而任李元度，徽、宁不守，全浙被害。王拯奏参薛焕，事事皆实，王拯贬官而出军机，薛焕仍在总理衙门办事。若蒋益澧之暴戾，万启琛之聚敛，杨昌濬、陈湜、江忠濬之鄙陋，曾国荃之贪婪，李鸿章之浮诞，均未曾服官中外，一旦夤缘得法，均骤获高官。
三月初四日，蔡寿祺上折直接参劾恭亲王奕“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并认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17）
将蔡寿祺前后两折结合起来看，其针对恭亲王和湘系将帅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也暗指恭亲王纵容了湘系将帅。建议另选懿亲，显然是指醇亲王奕譞 。
多隆阿与曾国荃、鲍超、刘蓉均不和，翁同龢与曾国藩有私怨。从当初让朱孙诒转往多隆阿处不久即推荐引见，到与翁同龢往来频繁，旋即由蔡寿祺出面参劾湘系将帅和他们的“后台”恭亲王，朱孙诒与蔡寿祺、翁同龢显然进行了长时间的预谋，用心可谓良苦，且显然得到了慈禧的授意或默许。
刘蓉的直接上司是骆秉章，挚友和亲家是曾国藩，多隆阿与刘蓉、曾国荃、鲍超不偕，翁同龢与曾国藩不偕，朱孙诒与骆秉章、曾国藩、刘蓉不偕，故选择刘蓉作为下手目标，显然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打击效果。
虽然太平天国已被平定，但被蔡寿祺点名的湘系将帅太多，牵涉面太广，而慈禧仍需要这些人剿平捻军之乱，故她将此折留中未发。
三月初五日，恭亲王进见，慈禧告知有人参劾，恭亲王不服，慈禧随即召集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商议。
三月初六日，翁同龢日记：“又闻有倭中堂起，传编修蔡寿祺到内阁，令其复奏。”“但称风闻，疏中仍保朱孙诒、贾臻、张集馨、王拯诸人。”
倭仁的调查报告称（18），通过质询蔡寿祺并作笔录，惟指控了薛焕和刘蓉二人，并称均系风闻。至于指摘恭亲王这个方面，则与前面的调查保持了一致口径，同样提出了裁减恭亲王事权的建议。慈禧随即将恭亲王奕革去一切差使。
出其不意的是，恭亲王奕的哥哥惇亲王奕誴也出面为弟弟辩解，当时，奕誴是道光皇帝在世诸子中最年长者，分量自然不同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三月十六日，慈禧又明发谕旨，只去掉奕的议政王头衔，同时又命薛焕、刘蓉“将所指行贿夤缘一节据实明白回奏。”
四月二日，刘蓉上《明白回奏恳赐查办疏》、《附陈蔡寿祺挟嫌构陷疏》。
四月四日，对薛焕的审查结果出来了。称蔡寿祺“实因误信风闻遽行入奏”。
局势由此开始改变。四月十八日上谕，前据倭仁等覆奏，会议编修蔡寿祺所陈八条一摺，内如广言路、勤召对、复封驳、振纪纲、正人心五条，或事属已行，或诸多窒碍。业据倭仁等奏驳，惟所称劳崇光、曾国藩等，均系特简重臣，该编修以私见妄行訾薄，碍难置议等语，自系因各省军务摺件并历年谕旨、例不发钞者较多，是以无凭置议。据军机大臣文祥等按照蔡寿祺所陈各条，将咸丰同治年闲册档逐细详查覆奏，俱与蔡寿祺原陈情节不符。诚如倭仁等所奏，该编修以私见妄行訾薄。朝廷用人行政，均经博访周咨，详细审慎，至再至三，从未尝稍涉轻忽。况曾国藩、骆秉章等自咸丰年间以来，历任封圻，剿平各省巨匪，功绩昭然。曾国荃克复安庆金陵，勋劳懋著。朝廷于各该大臣等倚任方专，亦岂该编修一人私议所能摇惑。除蔡寿祺已另照华丰等所拟交部议处外，其倭仁等议准之整团练一条，著各该地方官认真办理，以杜流弊。（19）
针对刘蓉的自辩和反参蔡寿祺，朝廷于四月二十三日发出上谕：兹据刘蓉遵旨覆奏，自陈“起自草茅，未趋朝阙；于亲贵之臣，未识一面；枢密之地，未达一缄。请严究诬罔根由”等情。另片奏“蔡寿祺前在四川省城，因把持招摇公事，经前署四川总督崇实参奏，奉旨驱逐回籍，后仍在四川自刻关防，征调乡勇，收召匪目陈八仙等，聚众横行。”......仍著交原派查办此案之肃亲王华丰等，传到蔡寿祺研讯具奏。至朝廷听言，必期详审，刘蓉薛焕既被指参，岂能不加讯问，转致大臣名节，无由共白。今刘蓉摺内，有请放归田里等语，词气失平。殊属非是，总之黜陟进退，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自便。刘蓉所请，著毋庸议。（20）
在徐州剿捻前线的曾国藩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他看到了刘蓉抄寄来的自辩奏疏，在五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刘霞仙所作辩蔡寿祺诬劾一疏，置身甚高，辞旨深厚，真名作也。”（21）
同一天，他还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昔年与吁门（指原湖南巡抚骆秉章）、石翘恼终隙末，犹得曰‘彼此皆有过失’，情状令人难堪。……石翘之与霞仙，相欢愈于胶漆，近见其劾诗，注以讥霞，真山谷所称‘石交华豺虎矣’”。（22）
朱孙诒在这一场风波中所扮演的角色，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等均已看得清楚无比。
五月十四日，翁同龢日记：“以蔡寿祺供词与刘蓉所参不符，命骆秉章等据实查奏。”
御使汪朝棨也在翁同龢授意之下，举荐朱孙诒前往山东巡抚严敬铭（严氏受原湖北巡抚胡林翼识拔）处。但事后来看，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慈禧的态度已经出现很大转变。
同治四年五月十六日上谕：御史汪朝棨奏“请将朱孙诒发往山东襄办守御事宜”等语。朱孙诒前在湖南湘乡县任内办理团练，著有微劳。曾经叠加擢用，将该员升至浙江盐运使。嗣因该员告病开缺，惟恐不能尽其展布，复经降旨发往多隆阿军营差委。多隆阿身受重伤后，奏请令该员赴部引见。该员久隶骆秉章属下，朝廷因欲重用其人，特谕骆秉章将朱孙诒才具操守悉心评论以备简用。嗣据骆秉章奏称“该员在湖南长沙等县及宝庆府任内颇著贤声，自升道员后性近乖张，议论每多谬妄，轻信善疑，前后判若两人，可小知不可大受”等语，朝廷用人务在核实。若仅采择虚声，易滋流弊。朱孙诒既经骆秉章奏称有乖张谬妄请事，是其前后改辙已可概见，即发往军营亦无裨益。汪朝棨所请将该员发交阎敬铭差委之处著毋庸议。（23）
翁同龢次日日记表明，这一天他“访朱石翘，座谈许久。”显然，如此久谈与当天发出的上谕有必然关系。
至此，朱孙诒为何在觐见和几经举荐未能获得升迁的真相大白！那就是川督骆秉章的意见得到了朝廷的充分尊重，他之所以于同治二年突然离开了四川的谜底也在这里，那就是“谬妄”、“善疑”让骆秉章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翁同龢日记》同治四年六月十日日：“见崇实、骆秉章复奏蔡寿祺折……而于刘蓉到川一节，指驳蔡寿祺原供何以于刘蓉行程知之如是之悉，非该员身在蜀中，即系同行之人转述，意盖指朱石翘都转也。”
远在蜀中的骆秉章对朱孙诒、翁同龢的伎俩可谓洞若观火，他对曾国藩、刘蓉等人的支持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蔡寿祺最终落了个“即行革职，勒令回籍，不准在外逗留、招摇滋事”的结局。
朱孙诒的算盘自然也落空了。《翁同龢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夜，朱石翘来。”次日：“夜，送朱石翘行。”朱孙诒就此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官场。
这场风波让曾国藩介怀多时。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五日，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霞仙仍为陕抚，不失旧物。此近数十年未见之事，朱石翘之伎俩始终不得一逞耳。”（24）这是他如此直白地点出了朱孙诒在北京活动的实质。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谕：……前任浙江盐连使朱孙诒，曾因御史汪朝棨保奏，业经降旨将骆秉章覆奏所称该员乖张谬妄、前后改辙各情明白宣示。前任云南盐法道吴惠元、曾经罗惇衍保留直隶差委，未邀允准，旋因该员告病开缺，有心规避，降旨勒令休致。该二员即再加录用，亦难望其得力……（25）
这也就意味着，朱孙诒的政治生命已彻底终结。
同治六年，骆秉章在川督任上去世。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
七年后，朱孙诒再次来到北京。《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访朱石樵，石樵归已十年，忽又来此，年近七十矣。”
这是朱孙诒最后一次出现在他的日记之中，此后再无任何记录。
客观而言，朱孙诒在任湘乡县令期间，提拔了罗泽南、刘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等一大批人，使他们得以脱颖而出，成为湘军的著名将帅，功不可没。左宗棠曾撰对联对他予以高度评价：“时遣儿童吓饥鼠，不教兰芷隐荒榛。”而骆秉章作为巡抚，其支持作用更是无人可及，故朱孙诒将功劳归于一己之力，显然是不妥当的。
因败于岳州，导致朱孙诒与曾国藩反目，由此埋下风波的根源。他入川后又与曾经十分亲密的刘蓉交恶，并怨及骆秉章，导致骆秉章对其彻底失去信任。
朱孙诒参与慈禧、翁同龢授意蔡寿祺参劾曾国藩、曾国荃、刘蓉、李鸿章、蒋益澧、杨昌濬、江忠濬、陈湜等一大批湘军将帅，显然有泄私愤的目的，若非慈禧仍需倚重湘军剿灭捻军，改变了策略，朝廷与湘军集团的矛盾就有进一步激化之虞。故这次打击之举没有达到翁、朱、蔡的预期目标。参奏之折虽留中未予公布，但曾国藩、骆秉章等人仍获悉了内情，并默契地保持了一致立场。
朱石翘转而集中攻击刘蓉，但也仅只致其署理陕西巡抚，同样未能造成破坏力。故与蔡寿祺一样，他们都只是翁同龢、慈禧的一枚棋子，且均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前后约十五年时间，他们先是一起成就了大事，后又彻底反目，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令人蹉叹。
此场风波也足可让今人深刻了解当时骆秉章、曾国藩、左宗棠及整个湘军集团所处的复杂政治环境。在看似位高权重的背后，隐藏了无数纷争与倾轧。恭、醇之争如此，刺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胡雪岩案，也莫不如此。
骆秉章在对待朱孙诒提拔、刘蓉被奏参的问题上一言九鼎，既表明了朝廷对这位重臣的充分信赖和肯定，也凸显了他是这场风波能迅速平息的关键因素。因为他对朱孙诒的中肯评价彻底葬送了朱孙诒的政治前途，遂从根本上摧毁了翁同龢的精心谋划，客观上也给慈禧制造了体面下台的台阶。
骆秉章就刘蓉被参劾之事据实回奏，也是对曾国藩、刘蓉等湘系将帅的坚定支持，对刘蓉本人的充分赏识。学界有人将其划入湘系集团的一员，诚不为过。
参考资料：
（1）骆秉章：骆文忠公行状/《骆文忠公奏议（川中稿）》，转引自郑峰《骆秉章与晚清政局》；
（2）郑峰：得势与失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安徽史学》杂志，2008年第二期;郑峰：骆秉章、左宗棠关系考论/《求索》杂志2007年第九期；
（3）彭洋中：湘勇源流记/《团练事宜》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4）彭洋中：湘勇源流记/《团练事宜》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第二十册（家书之一）第190页，湖南岳麓书社修订版；
（6）刘蓉：东台山讌游记/《养晦堂文诗集》，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第二十册（家书之一）第226页，湖南岳麓书社修订版；
（8）《清实录•同治朝》卷70，第42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9）《清实录•同治朝》卷71，第4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清实录同治朝》卷78，第58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清实录•同治朝》卷99，第17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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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39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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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俞炳刊等：《西太后》第12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
（17）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台北中正书局1982年版；
（18）《清实录•同治朝》卷133，第14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清实录•同治朝》卷137,第20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0）《清实录•同治朝》卷137,第21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第十八册（日记之一）第171页，湖南岳麓书社修订版；
（2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第二十八册（书信之七）第437页，湖南岳麓书社修订版；
（23）《清实录•同治朝》卷139，第29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第二十一册（家书之二）第397页，湖南岳麓书社修订版；
（25）《清实录•同治朝》卷160，第71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作者介绍：
李超平：男，1970年生于湖南湘乡，现在上海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自2006年起涉足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先后有多篇研究文章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曾国藩研究》等杂志发表。2011年3月受邀担任湖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曾国藩》联合策划人，根据采访拍摄经历著成《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一书由岳麓书社出版。系湖南作家协会会员，兼任振兴湘乡上海促进会秘书长、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学术理事兼副秘书长、《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责任编辑。
刘安定：男，19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现居广州。任《诗词》报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兼任读山诗社社长。是曾国藩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国藩研究会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负责人，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学术理事。为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曾国藩研究》编委。个人专著有《八指头陀生平年表简编》以及《湖南历代文化世家传——湘乡曾氏卷》（与人合著）。有大量诗词及论文发表于各类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