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1793年--1867年），原名俊，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在祖父一辈迁居佛山，家住禅城东华里。骆秉章和左宗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从骆秉章和左宗棠的交往可以看出骆秉章具有十分宝贵的包容精神，而这既是骆秉章青史留名的成功秘诀，也是骆秉章所深深浸染的岭南文化的魅力所在。
左宗棠自1854年4月来到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幕府，1860年1月离职，前后过了将近6年的幕僚生活。在此期间，左宗棠从撰写奏折到批复省内各地文件均一手包办，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则“但主画诺”，对左的“行文书不复捡校”，左宗棠成了当时的实权人物。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写给其女婿陶少云的信中说“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昼夜无暇”，“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据说当时湖南就流传着“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和“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等说法。骆秉章如此重视人才，用人不疑，实属不易。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因年龄、地位的悬殊而受影响，他们都把对方作为朋友，骆秉章如此博大的胸襟确实难能可贵。
骆左二人的交往记载最为生动的，当推江庸先生的《趋庭随笔》其记骆秉章、左宗棠事云：“骆文忠抚湘，左文襄在其幕府甚用事，颇专擅，文忠委任不疑。迨文忠卒于川督任，蜀人哀思，比于诸葛。文襄尝与幕僚谈及文忠，以为才不逾中人，而独得民心，深用为讶，举座无言。文襄复谓之曰：‘诸君视仆与文忠如何？’一客正容对曰：‘公自不及文忠。’文襄曰：‘何以言之？’客曰：‘当日公佐文忠，文忠能用公；若今日文忠佐公，公未必能容文忠。此公所以不及文忠也。’文襄嘿然。” 《清史稿•左宗棠传》也佐证了这一事实，骆秉章很多事情都放手让左宗棠去做。当部属有事请示时，骆秉章便说“季高先生云何？公（左）可则可，公否则否。”其时同僚都戏左为：“左都御史”，因为骆秉章只有右副都御史衔，这个绰号形容他权威比骆公还高。梁溪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所记，最具形神。云：“骆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适莅是邦而逢其盛，每与诸公共事，颇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长，以故勋望日隆。会今大学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举人就骆公前任张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张公既去，骆公复宾礼之。左公练习兵事，智略辐凑。骆公专任以军谋，集饷练兵，选用贤将，屡却悍贼，两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复分兵援黔、援粤、援鄂、援江西，丰采几与曾胡二公相并，则左公帷幄之功也。骆公每公暇适幕府，左公与幕宾二三人，慷慨论事，论据古今，谈辩风生，骆公不置可否，静听而已。世传骆公一日闻辕门举炮，顾问何事，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公颔之。徐曰：‘盍取折稿来一阅。’此虽或告者之过，然其专任左公可知。……”
由于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代骆秉章拟奏折，请求朝廷将私役兵弁、挪用公款的永州镇总兵樊燮撤职查办。这个樊燮也不是好惹的，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而官文是一位满族官员，本来就对骆秉章、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头目不满，竟然将案子上报朝廷，主张从严拿问。咸丰帝密令官文，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在这关键的时刻，骆秉章首先站出来，上疏力争，认为是诬陷。他还亲自赴京见咸丰帝，揭发樊燮“声名恶劣，同城员弁兵丁无不訾怨”、“私役兵弁乘坐肩舆”、“镇署中零用皆取之营中，提用银九百余两，公项钱三千三百余串，又动员米折银两”，使樊燮被革职查办。加上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的帮助，左宗棠终于逃脱厄运，但他因此而深感官场险恶，决计离开，于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离开了骆秉章幕府。
在以后的交往中，骆秉章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左宗棠。1860年6月清廷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命他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幕军5000人，并正式命名为“楚军”，楚军成立之初，军饷全由湖南巡抚骆秉章供给。
在《左宗棠全集》中，有五封左宗棠在不同时期写给骆秉章的信，从中既可以窥测二人交往之一斑，更可以看出骆秉章的博大包容精神。
第一封是咸丰十年（1861年），骆秉章时任四川总督。这封信写得很短，是告诉骆秉章怎么处置降卒的事，没有半句客套话，开头即道“降卒数千，颇难处置”，从中可以略略看出左宗棠这位外号“湖南骡子”的脾气，也可以二人平时的交情，更可以看出骆秉章虚心待人、不以权势骄人的优秀品质。
第二封信写于同治三年，这是左宗棠对骆秉章来信的一个回复，时间在骆秉章刚刚镇压石达开起义军之后不久，左宗棠时任浙江巡抚、骆秉章仍为四川总督。信中前半内容不值一提，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三句：“儿子孝威在家多病，拟于春间来浙，眷属尚住长沙。戎事倥偬，已久不寄家书矣。承注，附闻。”从中可见骆秉章对左宗棠儿子的关爱，对左宗棠这位过去的老部下的家人的关心。
第三封信写于同治六年，信中首先是对骆秉章身患目疾表示关切，其次是请骆秉章代为筹粮，使他在陕甘的军事斗争无后顾之忧，最后是对“蜀中月协饷银，如期源源接济，实各省所无”感谢。当时清廷下令四川、陕西等省在财力物力上支援陕甘军队，但除了四川外，其余各省总找借口拖延或大打折扣，所以左宗棠信中对此特别提出感谢。
第四封信写于同治六年的稍后，在此信中，左宗棠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以及自己当时的困境，请骆秉章对陕甘军事、粮饷予以大力协助，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
第五封信也是写于同治六年的稍后，这也是《左宗棠全集》中可见的左宗棠给骆秉章的最后一封信。信中主要是对陕甘战事的分析和对筹粮借款的商讨。这五封信虽主要是左骆二人就一些棘手的事情进行商讨的一般书信，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二人之间非同一般的情谊，以及骆秉章谦逊、包容的优秀品质。所以在骆秉章去世后，光绪二年，左宗棠给四川巡抚文格写的信中提及骆秉章时，一说“颇言骆文忠逝后，官场积习复萌”，又说“太傅骑箕，枢邸乏助，庙堂之上，正论日稀，为之慨然！”对骆秉章的去世充满惋惜之情。
左宗棠对骆秉章的感激情感、骆左之交的最好的注解，都凝聚在左宗棠写给骆秉章的挽联中：“公为诸葛上流，尽瘁鞠躬，死而后已；我侍文忠数载，感恩知己，生不能忘。”左宗棠对骆的知遇感激之情，在这副挽联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见左宗棠是把他视为人生一大知己来对待的，并对他始终充满感激之情。
骆秉章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善于识别人才、信任人才、使用人才，对部下宽容大度的优秀品质，所以才既成就了别人又成就了自己，使自己跻身于晚清“中兴名臣”之列。骆秉章的这种优秀品质，一方面得益于儒家传统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岭南文化的熏陶所致。岭南文化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具有务实开放，兼容并蓄的优良特点，受此影响，岭南人不骄傲自大，不固步自封，善于向别人学习，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利用别人的长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骆秉章用他一生的行动证明了这个真理，并为岭南文化的发展壮大增添了光彩。
作者简介：
蔡建满，男，40岁，湖南湘阴人，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左宗棠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化。
钟陆文 ，男，湖南湘阴人，42岁，经济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副教授，现担任佛山大学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左宗棠研究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消费经济与品牌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