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是清朝中后期的著名大臣，他博学多才，为官廉洁，为国勤政，用人唯贤。他又是对抗和镇压太平军的主将之一，是维护晚清封建统治者的大功臣，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使中国最后的封建制度得到延长了几十年。
三种不同观点评价历史人物的比较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史学界在评论骆秉章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物时，因为他们曾经对抗和镇压太平军，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千古罪人”……掩盖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改革开放后，许多思想禁锢被逐步破除，史学界许多人对骆秉章、曾国藩、李鸿章等的评论趋向实事求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他们的历史功过，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一改过去全面否定的态度。
近几年来，出现了另一种观点，有些人在肯定骆秉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历史功绩时，把他们捧上了天，有人甚至倒打一靶，否定了太平天国起义，说什么“拜上帝会是邪教组织”，反对清朝丧权辱国、腐败没落的封建统治是“制造内乱”、“祸国殃民” ……
以上出现的三种不同观点，前后两种都是带有片面性的，没有客观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只有中间一种才是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对待历史人物。究其原因就是对历史人物没有公正、公平地看待，带着所谓“功利主义”、“适时应景”、“与时俱进”的唯心主义观点去看待历史人物，免不了看走了眼。其实历史就是历史，不管风云变幻，一是一，二是二，要唯物主义，来不得人云亦云，背离客观的唯心主义。
一对老乡为什么成为冤家对头
骆秉章和洪秀全都是清代广州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前者出生于炭步华岭村，后者成长在新华官禄布村，两人的故里相距只有20多公里。骆秉章是清朝忠臣，功名显著；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要推翻清朝。一对老乡就这样成为誓不两立的死对头，被人称为“历史奇观”。评价骆秉章，不能因他曾对抗和镇压太平军而否定；同样洪秀全也不能因他是反清的领袖而称之为“逆贼”。两个冤家对头，由于出身历史背景不同，各有各的历史功绩，决不能因是死对头而否定一个，肯定一个。通过分析两人不同的历史出身，就可以知道两人成为死对头的客观原因。
从顺治建立清朝（1644年）起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被推翻，共计267年。其中康熙一年（1662）至乾隆六十年（1795），计133年，史上称为清朝盛世，是清朝的中期。骆秉章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是处于清朝盛世时期；卒于同治六年（1867），享年74岁，这时清朝已走向衰弱时期。他39岁，道光十二年（1832）才考取进士，挤身官场。当时清朝统治还未走向丧权辱国，腐败没落的境地，乾隆盛世的余辉尚存。骆秉章虽然大器晚成，却是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得以走上仕途的。在此环境中，他当然认定要效忠清朝，为之建功立业。为官后至咸丰元年（1851），19年中忠心耿耿，官至湖南巡抚（省级长官），功成名就。这就为他以后坚决对抗和镇压太平军打下了思想基础。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后，骆秉章的晚年至1867年逝世，这16年主要就是对抗和镇压太平军，为挽救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洪秀全出身的历史背景就大不相同。他出生于清嘉十九年（1814），这时清朝盛世已退；卒于同治三年（1864），享年50岁，也是太平天国最终灭亡之年。他在道光八年（1828）才14岁便参加县试，并取得第一名。同年参加府试落榜，以后曾三次赴考均落榜。最后一次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已是24岁，仍然不第，年青气盛的他，终于看清了清朝统治科场黑暗的弊端，那时已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已走上丧权辱国，腐败没落，祸国殃民的地步。目睹这个黑暗的社会，更加激发洪秀全等志向高远的反清思潮，终于在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领导了广大贫苦大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对封建黑暗统治，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伟大革命运动，在推动历史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起义虽然因内部分裂等原因归于失败，但反封建反帝斗争的精神由此得到发扬光大，清朝没落的封建社会，在太平天国覆灭后，苟延残喘了48年，终于灭亡。洪秀全起义失败，他自身犯下的种种错误难辞其咎，但他辉煌的历史功绩永存。这也就是历史，抹杀不了的客观事实。
综上所述，一对老乡，同在清朝时代，由于出身的具体历史背景不同，决定了两人成为死对头。但两人各自的历史功绩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两人互相对立，就肯定一个，否定一个。
骆秉章主要的历史功绩
骆秉章原名俊，字吁，又名文石，中举后改名秉章，卒后受谥文忠。他22岁考上秀才，26岁中举人，39岁才上京应试成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初期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及殿试收卷官等职。道光十八年升任江南道监察御史，随后奉命稽查户部银库。道光二十八年后历任河南、山东、江苏省按察，翰林院侍读学士、湖北省按察使、布政使，云南省布政使。咸丰元年（1851）升任湖南省巡抚，咸丰十一年初入蜀督师，是年秋升任四川总督。同治二年（1863）五月晋加太子太保衔，同治五年，被加封为协办大学士。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十七日死于任内，朝廷追赠为太子太傅，按大学士赐恤，谥“文忠”，宣付国史馆，入祀京师贤祠，并于湖南、四川两者建专祠。
从上述可见，骆秉章从政35年（39至74岁），可谓功绩显赫，受溢深厚，祠祀甚盛，可以说是历朝花县人得到皇帝封赐最多最重的一品高官。
骆秉章为什么能够成为清朝名臣，主要功绩有如下几方面：
（一）脚踏实地，屡克挫折，坚韧不拔，终成大器。
骆秉章一生曾多次遭到挫折，但都能顶住压力，坚韧不拔，一步一个脚印，迎难而上。他因家庭变故，随家人流落南海县（今佛山市南海区），出身低微。少年时就家贫志高，奋发勤耕苦读，26岁考中举人。后因困境重重，无能力上京考试，几乎失去了上进的机会。在困境中他仍然勤奋攻读，博得亲友支持，终于39岁才得到上京赴考，夺得进士学位。虽说是大器晚成，却因是奋斗所得，倍加珍惜，所以步入仕途后，格外勤恳，同时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以后再遭挫折，也从不灰心，仍然勤奋向前。
道光十三年，他升任奉天府府丞，因该府银库有亏空现象，本是他任前遗留问题，但上级认为骆秉章身为地方官，有失察之罪，被革职并罚分担赔款。他遭此横祸，忍声甘愿受罪。同僚和下属知道他蒙冤受屈，纷纷伸出缓手，资助他“赔偿”公款。以后冤情大白，得皇帝诏见，官复原职。
咸丰元年（1851），骆秉章经多年勤政为民，升为湖南巡抚。此时，正值广西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清军屡败，朝廷急派大员往广西督察，途经湖南怒斥骆秉章没有支持广西抵抗太平军，劾奏骆秉章吏治不严，骆秉章遂遭朝廷免去湖南巡府之职。他虽被革职，并不消极，仍在湖南力促各地防备太平军攻入湖南。朝廷当时本要他赴京受罪，因太平军攻长沙时，南王萧朝贵中炮身亡，太平军怒气冲天，攻城愈烈，朝廷改变主意，命骆秉章暂留长沙协防。骆秉章早在长沙已加固城防，致太平军屡攻不下，改道攻岳阳，占武汉等地，长沙得到保存，朝廷认为骆秉章护城有功，于咸丰三年（1853）恢复了骆秉章湖南省巡抚之职。
骆秉章几次从逆境中脱身而出，以后更加勤奋为清朝效力，建立了丰功伟绩。
（二）为人正直，用人唯贤，护才有方，团结致胜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封建统治者已陷入丧权辱国，腐败没落，不事民生的境地。当时国内民怨载道，反清势力四起。在这形势下，清朝官员很多只顾保存私利，在太平军面前四散溃逃，兵败如山倒。骆秉章在此恶劣环境下非但没有随大流，而是正直秉公，一心为维护清朝，起用能人，团结正直之士，为抵抗和镇压太平军立下汗马功劳。
从史实来看，骆秉章效忠的只不过是一个没落的封建统治政权，这是由于他出仕于清朝政清人和之时，近二十年来（1832-1851）已成清朝高官，他不具有反清的思想基础。就事论事，骆秉章为人正直，不谋私利，善用人才，团结对敌，转败为胜，这正显示出他独特的历史功绩。下面的事例，充份说明了他正直无私的高贵品德。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受命组建民团（后为湘军）初期，骆秉章刚好复职湖南巡抚，他便积极以财力物力支持曾国藩，鼓励他抗击太平军。可惜曾国藩多次兵败，当时湖南省布政、按察两使请骆秉章向朝廷弹劾曾国藩，骆秉章不允，说：“曾国藩谋国之忠，当静待之。”他不但保护曾国藩，而且加调塔齐布、彭玉麟等水陆军支援，由曾国藩统领再战，在湘潭之战中得胜。以后骆秉章又多次帮助，使曾国藩终成中流砥柱。如果没有骆秉章的帮助，曾国藩可能一蹶不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另一个例子就是起用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是湖南湘阴人，学问渊博，才华出众，道光举人，但未获进士，隐居多年，自诩有孔明之才，惜怀才不遇，对清政府诸多不满。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势力鼎盛。骆秉章为了对抗太平军，便四处搜罗人才，他得知左宗棠是个人才，多次请他出山，左宗棠受到他求贤若渴的诚意所感动，甘心入骆秉章门下为幕僚。左宗棠出谋献策多次立功，以后独当一面，多次打败太平军，并受命赴各地，平定反清武装。光绪元年，左宗棠积功得到朝廷重用，受封钦差大臣赴新疆缓靖，立了大功，并有力地遏制了俄英对新疆的入侵。后升任为清朝军机大臣，受到重用。左宗棠刚直不阿，得罪某些大臣，遭到弹劾，险些丢官，也是骆秉章秉公辩护得以保官。后人说如果不是骆秉章知人善用，左宗棠很可能永无出头之日。
（三）廉洁奉公，体恤民情，善于理财，顾全大局
清朝后期，统治者软弱无能，受外国侵略者盘剥，加上各地方官贪污者多，又不事民生，致使国库空虚，曾采用卖官筹款的办法解决国库之需，怎知如此一来，各地方官纷纷效仿，借此中饱私囊，贪污之风尤盛。骆秉章甚感厌恶，坚决抵制。他管治的湖南省，各地卖官买官者也风行起来，他不但严拒买官者登门，还训斥下属不得看钱用人，只要是贤能者无财也要起用。他任湖南省巡抚时，有不少人送礼上门求官，均遭斥退。
光绪十三年，骆秉章稽查户部银库时，库丁照陋习献银讨好他时，遭他严词拒之，并指出银库诸多弊端。以后，有人想陷害骆秉章，说银库亏空，责在于他失察，使他遭革职赔款。幸得众多同僚和下属为他打抱不平，朝廷终于明察，为他平反，说他：“查库办得好，清正不阿，可任大事也，旋授湖北按察使……”得到了重用。
骆秉章不单严于自律，同时也宽待百姓，体恤民情。咸丰六年，战事频繁，漕运不畅，货物难于流通，稻谷等农副产品跌价，农民无力缴赋税，民怨载道。骆秉章根据实情，采纳了举人周焕南建议，下令减税，使农民减轻负担。他又派兵护路，加强货物流通，使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得到推销，免受压价。为了弥补地方财政收入，他针对私盐逃税之弊，开设关卡，严查走私，严征盐税。当时国内各省由于官场腐败，清朝廷又横征暴敛，地方财政拮据，唯有湖南，在骆秉章廉洁正直的管治下，财政比较充裕，军饷得到保障。
骆秉章不单善于为公理财，在危急关头，还顾全大局，拨款资助赣、黔、桂、鄂等省的军饷，协助他们对抗太平军，因此中南、西南广大地区时局比较可控，各路清军将领对骆秉章的协助十分感激，甘受骆秉章调遣，配合对抗太平军。以后他调任四川省总督等职，所到之处，均能平定各地起义军和镇压太平军。后人在评议骆秉章在对抗和镇压太平军中所以能够反败为胜，最大原因是能够起用能人，团结对敌，而太平天国最终失败正是由于内部互相厮杀，用人不当，导致灭亡。石达开所以最终亡于骆秉章之手，正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未能重用人才，致使石达开孤军出走，当然逃不出灭亡的命运。
骆秉章晚年功居至伟，不幸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死于任内。他死后朝廷诸多封谥，追认为太子太傅，享大学士同等赐恤，谥“文忠”，宣付国史馆，入祀京师贤祠，并于四川、湖南两省建立专祠，两子也获封荫。
不但清朝朝廷对骆秉章封谥极高，连他的同僚和民间对他也百般赞颂。他在四川卒后，各界人士一连七日络绎不绝，排队到灵堂痛哭悼念。他的灵舟经过各地，有知情者，列于两岸临江哭奠。特别是经过他曾多年为官的湖南省，湘人男女老小，数以万计，沿岸相望号淘大哭，论者谓“其功德在人，实不愧为太古名臣。”由此可见，骆文忠公当时确有崇高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