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关注本土历史名人，打造地方名人文化，成为各地充实文化底蕴，加强外部认同，提高知名度，推动文化旅游，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和良好途径。在此背景下，几乎一直被尘封的晚清“中兴名臣”骆秉章开始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引起人们的关注。2011年11月16日，在骆秉章家乡的广州市花都区，由部分民间文艺、文化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以及部分骆氏宗亲发起并成立了骆秉章研究会，这是广州市花都区首家以历史名人命名，对本土历史名人进行学术研究的群众性学术文化团体。骆秉章研究由此在民间拉开了序幕。
一、骆秉章及其历史地位
骆秉章(1793～1867)，广东花县华岭村（现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人。40岁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迁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56岁放外官，先后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和云南布政使。1850年擢任湖南巡抚。1860年升调四川总督。1867年12月12日（农历11月17日)因病死于成都，终年74岁。其一生战功显赫，权倾一时，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并称为晚清一代“中兴名臣”。因为种种原因，虽然有关骆秉章的历史记载资料不多，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几乎是个空白，但人们还是通过近年来对晚清历史，对太平天国，对湘军及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的研究中，越来越发现骆秉章的地位显赫，影响巨大。因长期以来，骆秉章一直被忽视，下面就以曾国藩、左宗棠为参照，还原骆秉章的真实历史。
（一）骆秉章的协调和支持，成就了曾国藩和湘军
1853年，回家奔丧的礼部侍郎、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受朝廷之命办理团练，组建湘军，当时的湖南省最高行政长官，湖南巡抚就是骆秉章。骆秉章看到清朝八旗兵和绿营兵战斗力薄弱，便全力支持曾国藩组建湘军，并举湖南一省之财力、物力、人力，尽可能地支持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出省作战，在长江流域诸省多次打败太平军。
虽说湘军的创始人是曾国藩，但从当时的行政管辖权和组建背景来看，骆秉章实为湘军的幕后统帅，而曾国藩则更像到地方“挂职锻炼”。如果没有骆秉章的支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比如说在湘军指挥上，湘军中的一支，江忠源的“楚军”曾相对独立，在曾国藩训练湘勇之前就已经存在。江忠源战死后，楚军主力刘长佑部就并不听从曾国藩的调遣，对“曾帅敬而远之”，唯有骆秉章可以从中调度指挥。
刘长佑手下有一名能征善战的将领叫萧启江，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对这位同乡颇为欣赏，一直想为其所用，曾两次通过朝廷降旨，向刘长佑要人，两次都被刘长佑以各种借口上奏挡了回去。曾国藩对此无可奈何，便写信给骆秉章当时的师爷左宗棠说，刘长佑既然不愿接受本官指挥，只好由湖南巡抚调度了，自己也省得个清闲。因此，刘长佑一直是在骆秉章、左宗棠两人指挥下独立作战，与曾国藩的湘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纵观当时的湘军内部情况，可谓派系林立，互不隶属。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虽能力非凡，都不能发挥协调和调度作用。骆秉章虽是广东人，但其长期担任湖南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且资望高深，为人和善，品性温良，学识渊博，因此几乎所有的湘军将帅都对骆秉章敬重有加，唯其马首是瞻。所以当时湘军的很多军事意图和战略方案，都要通过骆秉章来付诸实施，只有他可以从全盘上驾驭湘军这支劲旅。
曾国藩当然也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一直也对骆秉章尊崇有加，除在平时书信往来中口口声声尊骆为“老前辈”外，亦不忘谆谆告诫其弟曾国荃要“一听骆中丞、左季兄之命，敇东则东，敇西则西”。
除了复杂的，互不隶属的、平行的宗派关系需要骆秉章来统筹整合外，骆秉章还是湘军的“总后勤部长”。他通过种种方法，使湖南成为湘军募兵筹饷的大本营，支持了全国湘军长期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1856年，曾国藩派遣湘军开赴浙江与太平军作战，骆秉章即每月从湖南各地调度拨付饷银三十万两支援前线，一年就高达三百六十万两，可以说没有骆秉章强大的后勤保障，湘军出省作战是不可能成功的。
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坐镇东南，凡涉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巡抚的升迁、黜陟和重要事务的决策，朝廷一般都以曾国藩的意见为准。与此同时，骆秉章虽然是四川总督，但是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均会事先征求骆秉章的看法，“朝廷要政多咨决，西南军事胥倚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其政治作用同曾国藩旗鼓相当，对当时的大清王朝都是至关重要。
（二）骆秉章的发现和培养，是左宗棠成就伟业的起点。
两江总督贺长龄当年曾书赠左宗棠一联：“六朝烟雨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足以说明左宗棠乃旷世奇才。满腹经世学问，但却性格孤傲，难以相处的左宗棠后来能够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并成就一番伟业，也好在骆秉章对他的发现和培养。骆秉章刚到湖南担任巡抚不久，就听说了这个自喻“今亮”(当今诸葛亮）的在野才子，于是找到胡林翼，请他引荐左宗棠这位“湘上农人”。在湖南湘阴老家隐居的左宗棠在骆秉章几番诚意打动之下，觉得这位粤籍大员为人包容，厚道老成，也就欣然答应充当这位外省显宦的师爷了，这一合作竟持续了整整六年，成就了晚清时代一段罕见的政坛佳话。
骆秉章比左宗棠年长19岁，完全是两代人，不过骆秉章对“左师爷”非常尊重，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当时左宗棠虽然身处幕府，赞画军谋，但实际上是骆秉章的首席军师，巡抚衙门内的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办理，骆秉章很少过问，俨然一名甩手掌柜。太平军冲击湖南时，左宗棠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撑危局。由于骆秉章大胆放权，左宗棠尽心筹划，湖南的军事形势很快转危为安，湘军出省作战更是捷报频传，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
左宗棠也由此“出佐湘幕，初露峥嵘”，连咸丰皇帝也知道“中国无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无一日不可无左宗棠”，这实际上是骆秉章的栽培和重用的结果。如果没有骆秉章这位“贵人”提供的广阔空间和宽松氛围，一个连清政府公务员正式行政编制都没有，最多算一个高级雇员的左宗棠，即便有通天才华，也不可能在政治上脱颖而出，更不可能引起朝廷的注意而逐步成为一代名臣。
二、骆秉章为何没有曾国藩、左宗棠名气大
骆秉章担任巡抚和总督要职，分别比曾国藩早了十年和四年，从生前政坛地位来看，他与曾国藩难分伯仲，当然更在左宗棠之上；从死后追谥来看，他和林则徐、李鸿章、胡林翼同被追谥“文忠”，仅次于曾国藩的“文正”，也同样在左宗棠的“文襄”之上。可历史常常也会犯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近一百多年来，骆秉章一直隐身于曾国藩和左宗棠的背后，鲜为人知，其政治地位被忽略，历史作用被淡化，在名气上更是远远落后于曾国藩和左宗棠，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骆秉章在晚清太平天国时期虽贵为重臣，但长期处在幕后，即便是亲自统兵剿灭翼王石达开也只能算是局部战争，而曾国藩毕竟是湘军的实际统帅，指挥着全国湘军对太平军作战。而左宗棠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有了“收复新疆”这一先进事迹，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成为晚清腐败政治中唯一的亮点，无可争议地成为民族英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然大大提高。二是曾国藩、左宗棠均是湖南本土人。近年来，国内对湘军和湘籍将领的宣传是个热门，但骆秉章为广东人，不是严格意义的湘籍人氏，更兼他贵为一省之长，习惯上也并不把他作为湘军将帅。比如，王纪卿所著《帝国余晖——湘军将帅的铁血征程》描写了一群挽救大清帝国于将倾的精英人物，书中精选湘军十大风云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王錱、李续宾、彭玉麟、胡林翼、鲍超，采用纪实手法，分别立传，却单单少了他们的总指挥骆秉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除此之外，唐浩明所著《曾国藩》三卷，以及各种版本的左宗棠传记作品更是推波助澜，对曾国藩和左宗棠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三是受历史人物的影响。比如说梁启超、蒋介石、毛泽东等均对曾国藩作了非常高的评价。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其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毛泽东的“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更是让曾国藩家谕户晓。而左宗棠则被梁启超称誉为“五百年来中国第一伟人”等等。
三、骆秉章研究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
研究中发现，人们对骆秉章是非功过和开展骆秉章研究的现实意义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和争议，这为骆秉章的研究带来一定困惑，要想全方位开展骆秉章的历史价值、精神操守和人格世界的研究，首先就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骆秉章是千古罪人？赖达观在《骆秉章与清末农民起义》一文结语中说：骆秉章屠杀了万千人民，每个脚印都占满鲜血，使他成为清朝的名臣，剥去“名臣”的外衣，却是“千古罪人”。吕晓丽在《浅论骆秉章治理湘军》说到：骆秉章本人在其十年里，靠着对清王朝的“精忠”，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翎顶，被擢为大学士，四川总督，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齐名的“中兴名臣”。此两篇骆秉章论文所持观点应该在当下有一定代表性。尤其是骆秉章杀了降将石达开，更让人觉得他凶残狠毒，诚信尽失。1863年春，太平天国石达开主力在与骆秉章所率的湘军激战时被曾与之结盟的彝族土司出卖，遭受重创，在大渡河南岸被困40多天，伤亡惨重，大渡河上“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计余”，不得已之下，“达开率一子及其党三人乞降，解散四千人，余党尽诛之。五月，槛送达开至成都，磔于市”。此段引自《清史稿》中的记载有语焉不详之处。后查阅相关资料，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当骆秉章答应“投诚免死”的请求时，石达开便带5岁的儿子石定忠和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亲信前往清营投降。但结果骆秉章却变卦了，他下令将200多名太平军将领和2000余名石达开的广西籍亲信士卒全部处死，其余4000多人尽数遣散。制造了一幕惨无人道的人间悲剧。假如上述史实成立的话，跳过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时空，从今人的观点来看，亦不能成为骆秉章“千古罪人”的证据。首先，自古沙场征战，两军对弈，各为其主，必然都是以杀戳为手段，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何尝有过不死人的战争？进一步而言，假如说骆滥杀，为什么只杀将领和广西籍老兵，而余者作遣散处理？骆秉章看得非常明白，石达开投降本是四面楚歌，被逼无奈的一时权宜之计，那些亲信将领和广西子弟兵，一旦退回家乡，很可能成为星星之火，完全可以卷土重来，骆秉章征战多年，焉能不知放虎归山的危险。其杀降兵正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百姓免遭二次荼毒的智慧果断之举，反映出其政治上的成熟和军事上的老辣。假如说骆秉章因此而“失德”，他恰恰是失了“私德”，背上了刽子手的名声，却为国家赢得了“公义”，换得了天下太平。其次，作为清朝的一名“正部级”高官，守土和维稳本是其份内之事。在其位，谋其职，尽其力，效其忠，这是骆秉章的不二选择，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第三，同样是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史称“曾剃头”，杀人如麻，身上的血腥更重，为什么在今天能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杰出代表，成为中国儒家推崇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成为成功学的无冕教父和万千粉丝追捧的当代偶像，而骆秉章则就要顶着一世“千古罪人”的恶名？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蹊跷，让人哭笑不得。
问题二：骆秉章没有真才实学？研究中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借助野史中对骆秉章的描述，认为骆一生空有虚名，所建功业完全是左宗棠的成绩。比如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言，说骆“不但拙于文，亦拙于为政”。费行简《近代名家小传》对骆一生贬辞也甚多，说他“当官不饬吏治，军谋更非所长”。加上后来御史大夫潘祖荫在“樊燮案”那份力保左宗棠的著名奏折中写道：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章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如此等等。野史中的说法自然无从考证，但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潘祖荫的那番话原本是抬高左宗棠，向清廷保所谓“劣幕”左宗棠的命，结果被人断章取义，成了骆没有真才实学的佐证。
骆秉章究竟是不是个人才？跟从骆秉章六年之久的左宗棠最有说服力。左宗棠曾高度赞扬了恩师在湖南的政绩“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曾经和骆秉章共事西南的成都将军崇实在骆秉章死后撰联为祭：报国矢丹忱，古称社稷之臣，身有千秋公不愧；骑箕归碧落，气引星辰而上，目营四海我何依? 表达了他对骆秉章的钦佩和哀思。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骆入川平定石达开和少数民族起义，左宗棠根本就不在身边，但其仍一举稳定西南政局。这一点，清史稿中有明确记载：秉章督四川三年，平群寇，擒大酋，遂以知名闻于天下。
综上所述，那些说骆没有真才实学，完全是靠左宗棠的成绩而捞取功名的人，完全是对历史的一知半解，纯属无稽之谈。
问题三：宣传骆秉章，洪秀全怎么办？宣传骆秉章，特别是在同为二人故里的花都宣传骆秉章，会使人有所顾忌和禁讳。1852年初夏，作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急遣成军不久的江忠源“楚勇”驰往湘桂边境抗击太平军。江忠源在全州蓑衣渡设伏，开炮击中冯云山，让太平天国的早期主要领袖，南王冯云山“出师未捷身先死”；同年秋，太平军进攻长沙。骆秉章虽被朝廷免去了巡抚职务，但新任巡抚张亮基未到位。大敌当前，骆秉章只好顾全大局，担当起留守之重责。在与太平军的激烈战斗中，炮毙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使太平军受到重大挫败，只好放弃攻打长沙；1863年春，骆秉章在大渡河边与石达开激战，迫使其乞降“以安三军”，后被骆秉章在成都凌迟处死。可以说太平天国起事六王，除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外，其余三王：南王冯云山、西王肖朝贵和翼王石达开都可以说皆死于骆秉章之手。从这个角度来说，骆秉章可以算是太平天国的半个“掘墓人”，但多少年来，由于政治的原因，洪秀全作为农民运动的一代杰出代表被宣扬和膜拜，代表着主旋律和正能量，而骆秉章则无声无息，跌入历史的深处。这使骆秉章的民间研究工作难免陷入施展不开的困局。特别是在政府层面，骆秉章的研究至今在导向上仍然是一个拿捏不准的问题。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构建和谐社会早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当前研究和宣传骆秉章，恰恰体现了与时俱进，既合乎花都人的情感需求，又迎合国家的政治导向，当下，花都正在争创全国文化先进区，广州市正在培育世界文化名城，作为对当地首屈一指的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恰恰是一件非常适时应景的事情。当然宣传骆秉章绝不是打压洪秀全。即便是在洪秀全越来越有争议，甚至被妖魔化的今天，也必须认识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农民运动推动了社会进步。当前，如果想在名人文化打造上有所作为，抛开政治因素的困扰，摒弃非此即彼的思路，运用“二元论”原则，客观表述和评价骆秉章和洪秀全，应该是花都乃至广州市的正确选择和唯一途径。
正如骆秉章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原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在研究会成立大会致辞中所言，历史文化研究是当地历史的浓缩和呈放，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和思想既有其历史的烙印，也有其人格世界的具体体现。骆秉章作为晚清中兴名臣，其是非功过值得研究。站在当前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如何将地方文化和历史名人有机结合在一起，是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历史人物是历史文化的根本，研究历史，就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正视历史人物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就要尊重历史，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评判历史人物，更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对立性研究，要具有宏观意识、全局意识和包容意识。
四、骆秉章当代价值体系的挖掘和提炼
研究骆秉章，当务之急的工作是要构建其在当代的价值体系。骆秉章的研究除了给我们一次重新解读历史的机会，骆秉章其人其事具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力量？又能给当下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和激励？这是骆秉章研究要思考的问题。现仅从骆秉章为官的角度稍作梳理，并抛砖引玉。
（一）工作勤勉，廉洁奉公
骆秉章五十六岁放外任，年近七十入川，其中抚湘十载，督川七年，七十四岁时，还出兵征战甘肃、贵州，平定当地的农民起义。纵观其一生，以其自撰联来说“出使两湖，鲁豫蜀黔滇；剿平诸逆，萧蓝胡李石”是最恰当不过。骆以老迈之躯，一心想着国家，服从调遣，转战南北，不辞劳苦。甚至于眼病加剧，仍然“力疾视事”，真可谓“勤政”典型。
在京为官期间，骆秉章不仅以学识见长，更以清廉著称。在京师作御史时，骆秉章就凭借稽查房部银库案的清正廉洁名噪一时。当时，骆担任查库御史，库官告诉他，按照例规，他们在收取各捐项时每100两加收4两，2两由库丁均分，2两归库官及查库御史作为酬劳，在此当一年的查库御史，大约有2万金的额外收入。骆秉章说，我已受朝廷俸禄，这些额外之财我分厘不敢接受，我也不想受人挟制，你们干这种勾当，即使不碍公事也应酌量。随后，骆秉章吩咐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得索取分文。他清楚清朝库房亏家，是因为库丁以成色不足、或者短斤缺两的银两收入库中，再收取好处费中饱私囊。有一回，吏部尚书潘世恩的亲戚“乾泰号”来交税，库官说少了25两。潘世恩是骆秉章会试时的恩师，按情理可以通融，但是骆秉章还是让“乾泰号”补足了税金。一时间，骆秉章“廉素”的名声四起，以至于道光皇帝召见时对他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
骆秉章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官俸银。崇实大为感动，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乡。骆秉章身为封疆大吏，为官领军数十年，虽然政绩显赫、军功卓越，地位崇高，权倾一时，但却如此两袖清风，廉洁得让人难以置信。这在晚清政坛极为罕见，换来了清王朝“清正勤明”和“廉介持公”的赞誉。左宗棠也被称为清官，还留下了二万五千两存款，李鸿章的遗产更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天文数字。
（二）慧明识人，举贤荐能
骆秉章在选人用人上一直颇有口碑，除了提拔左宗棠广为人知外，其次就要算刘蓉。这位与曾国藩有儿女亲家关系的湘乡人原来是曾府幕僚，骆秉章认为刘蓉“人本抗直，遇事敢为，措施不避嫌怨，僚属每怀严惮”，便在离湘入川作战时，排除门弟之见，保举他当了四川藩司。如同信任左宗棠一样，骆秉章秉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一贯作风，将一切军政事务悉交刘蓉处置。刘蓉办事勤力，成效显著，不久骆秉章又保荐他担任了四川布政使，名正言顺地主持总督府的大小政事，剿灭石达开部后，骆秉章又力荐刘蓉担任陕西巡抚，升迁之快，连曾国藩也感叹刘蓉“一飞冲天，较李（鸿章）、彭（玉麟）诸公尤为破格”。
清廷翰林院掌院学士罗惇衍曾上奏清廷曰：“骆秉章备威昭著，其能用贤也，则左宗棠、黄倬、刘蓉、朱孙诒等，咸出幕中”。其实在骆主政湖南期间，得到过骆提拔的就有胡林翼、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王錱等多人；在执掌四川军务期间，又有黄淳熙、胡中和、唐友耕、刘岳昭、周达武得到破格任用。骆秉章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慧眼识才，驭将有方，为大清朝组建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人才队伍，堪称用人选人的楷模。
（三）政绩突出，造福一方
骆秉章是近代以来外省籍人主湘时间最长的一位封疆大吏，骆秉章积十年之功经营湖南，力撑曾国藩组建“湘军”，促使湖南的政治地位和士人名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也使湖南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政局相对稳定、百姓相对安宁的省份。当时湖南政界就有时评：骆公治吾湘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湘楚福星也。
骆秉章在四川经营了七年，同样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当时川中就流行一句民谣：若要川民乐，除非马生角。“马生角”就是骆字，说明他在四川保境安民，造福百姓，深得人心。1867年他在四川逝世时，川中民众“野哭巷祭”，“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川民“如丧考妣”。因悼念场面盛大，官府怕生出事端，因此加以限制，结果惹怒了百姓，差点闹出一场风波，因此《清史稿》也评价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诸葛亮作为三国时的蜀国丞相妇孺皆知，韦皋则是唐代名将，长期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长达二十余年，曾消灭四十多万侵入四川的吐蕃军队，是川中两位口碑极佳的古代名臣，四川百姓把骆秉章比做诸葛亮和韦皋，足见骆秉章治川功德深入人心，人气资望在当朝无人企及。
上述足以证明，即便是以现在干部考核的“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来考核骆秉章，他也完全是个称职合格的优秀“公务员”。
此外，骆秉章出身清贫，但却发愤读书，时经三十多年，终以恩科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可谓少年勤学，胸怀大志；做京官时被朝廷两次处分；因和太平军作战不力，又被三次降职，仍终其一生，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以国家为重。可谓公而忘私，精忠报国；虽和曾国藩有地方权力之争，也常明争暗斗，但总体来说，给予了曾国藩军事上莫大支持，可谓心境宽广，顾全大局；在文学、书法上都颇有成绩，留下《骆文忠公奏议》和《骆公年谱》等，以及大量楹联、书法手迹。可谓是品味高雅，精神完善……凡此种种，都是构建骆秉章当代价值体系的基石。
五、多措并举打造“骆秉章故里”
当今，打造名人故里无疑已经成为发展地方旅游，推动经济发展的一张王牌。在潘金莲和“美猴王”都有着“故里”之争的情况下，花都要创新思路，克服思维定式，在继“洪秀全家乡”之后，再打造“骆秉章故里”，让历史上的这对“冤家对头”相映成趣，连袂生辉，足以撑起花都地方历史文化的一片天空。洪秀全的研究绝对离不开湘军，而湘军必然饶不过骆秉章，将骆秉章从洪秀全的人生中屏蔽，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有违科学发展观。花都要打造名人旅游，完全可以借助骆秉章和洪秀全的戏剧化故事大作文章，将其打造为“旅游亮点”，必然会更多地吸引游人。试想，中国最大农民运动的领袖和其对手虽同生花都一隅，有着老乡的缘分，但却信念不同，沙战血拚，你死我活，书写着中国历史的传奇，决定着中国命运的走向，这足以让多少花都人感动和骄傲，更让多少外来者唏嘘和感慨。
（一）全方位开展宣传，营造舆论环境。骆秉章虽生于花都，但后迁至佛山，死后也葬于佛山。假如花都不抢先一步，先声夺人，“骆秉章故里”极有可能落于他处，所以花都要借助多种方式，全方位宣传骆秉章。一是印刷资料、出版书籍、拍摄专题片，建立网站；二是到大中学校、工厂企业、政府机关举办讲座、召开论坛；三是借助市民学堂，文化讲堂以及道德讲堂等形式；四是举办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议；五是加强和曾国藩和湘军研究会、左宗棠研究会、胡林翼研究会等湘军将领研究会的互动，将骆秉章研究置身于湘军和整个晚清历史的研究中去，体现其宏观历史价值；六是以骆秉章的名字命名街道、公园等。花都有洪秀全故居、秀全中学、秀全大道、洪秀全纪念馆等，但却没有一个以骆秉章命名的地点和景观。
当然，要搞好宣传，必须要有两个必备条件，其一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宣传、统战、政协文史部门要充当重要角色，给予宣传工作上的大力支持；其二是要以骆秉章研究会为基础，整合一批专家学者和有志于地方历史名人研究的人士，打造一支研究、宣传骆秉章的人才队伍。
（二）多方面搜集资料，夯实文史基础。目前，虽然接触和占有骆秉章的资料及文献极少，但仍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为打造“骆秉章故里”夯实文史基础。一是研究和整理《清史稿列传》、《太平天国史》、《骆公年谱》等大量史籍和文献，从中搜集和梳理骆秉章的资料；二是去各大图书馆搜集晚清历史资料，查询考证；三是到香港、台湾等地查阅大陆目前已经绝本的清朝及太平天国史料；四是向全国征集骆秉章的文献、图片、书法、楹联、题词和奏折等各类文物资料，并归类存档；五是寻访骆秉章任职过的地方，特别是到湖南、四川等地开展民间考察、考证活动。
（三）重修光禄大夫家庙，恢复人文景观。光禄大夫家庙位于炭步镇华岭村，始建于清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是清朝皇帝钦赐给骆秉章的家庙，由顺德名士梁九图题名，民国28年(1939年)遭日本侵略军烧毁。现由骆秉章研究会捐资重建，但因资金短缺，尚有待于政府和社会各界援手。值得一提的是，按清制，光禄大夫为文官一品，资政大夫为文官二品，但有所尴尬的是骆秉章一品大员家庙破败，隐身于一片杂草之中，成为一堆断壁残垣；而同在花都的三华徐氏资政大夫祠却游人如织，一片繁华景象。这是一个不得不让人深思的问题。
（四）建造骆秉章纪念馆，树立廉政典型。骆秉章作为花都本土的一代廉吏，在大兴党风廉政教育的今天，完全可以将其作为“廉政典型”来打造，充实廉政文化的内容，对当今的官员起到一定的教育和警示作用。2011年，花都区纪委、监察局在马鞍山公园辟出部分区域进行局部设计改造，在不改变公园整体用途和风格的前提下，设立了骆秉章铜像，既让后人瞻仰和铭记一代乡贤，又宣传了花都的历史文化，同时对游人进行了法制和修身养性的教育，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尝试。
(五）力争骆秉章入主南粤先贤馆，提升花都知名度。南粤先贤馆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定位为“展示广州历史文化的大观园、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点”，2013年1月奠基动工，首批有56位先贤入馆。其中花都有洪秀全、洪仁玕两人。花都还要积极争取骆秉章入馆，此举可以迅速提升骆秉章的知名度和花都的影响力，为打造“骆秉章故里”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六）开发以“骆秉章”命名的产品，打造名人经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湖南双峰县在打造曾国藩故里的过程中，就成功推出曾国藩图书系列和修身酒系列，赚得盆满钵满。花都完全可以借鉴其经验，尝试在地方特色物产和新产品研发上借助骆秉章的影响，进行名人包装，在弘扬了地方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名人文化是一种彰显地域特色的文化，是一种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的文化，是一种振奋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骆秉章作为一代乡贤，将成为花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亮丽的文化名片，必将对花都争创文化先进区和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