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

徐维扬

东南南徐

资政大夫祠

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同盟会番花分会旧址

中国同盟会番花分会旧址

■ 编者按：

家风，是一个家族或家庭代代传承下来的规矩。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很大程度上是由许许多多的一家之风所共同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当下，家风家训文化在现今家庭、家族以及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花都建县虽只有300多年，但历史上名门望族不少，对花都、广州、广东乃至国内外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花都名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早已时过境迁，但培育和滋养他们的家风家训，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为深入挖掘花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汲取前贤廉吏家风家规和村规民约的精华，由区纪委组织区内部分文化人编写、李远主编的《花都名人家风家训》一书，选取了塱头村黄氏、华岭村骆氏、石湖山村汤氏、三华村徐氏、黄沙塘村朱氏、锦山村宋氏、藏书院村谭氏等七个家族为代表，挖掘出各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以及家风家训，整理成花都好家风系列故事。现“花都记忆”以专栏形式节选刊出，再现花都名人家风，以飨读者。

三华村名人——徐维扬

徐维扬（1807-1952），爱国人士、辛亥革命人士，番花同盟会主盟人。原名叫徐锦珍，号间国琮，入广州学校后，改名为徐维扬，字瑞甫，广花县（现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人。1906年，徐维扬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番花分会负责人并任陆军分会主盟人。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徐维扬是革命军十个敢死队队长之一，他带领花县敢死队共100余人参加了辛亥“三·二九”之役，后与黄兴所率的队伍合力攻入两广总督署，杀死敌卫队管带。1912年，徐维扬被任命为陆军第七团团长，授炮兵上校衔，任广东雷廉缓靖总办，驻守南路。1913年在香港居住期间，徐维扬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真理，自筹资金创办了昭昭学校，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边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同盟会员联络策划讨袁世凯。1915年，联络以前的革命同志开展倒袁世凯活动。1922年5月，徐维扬历任粤汉铁路总巡、粤汉铁路局局长等职。1938年，徐维扬被推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委员。于1952年2月1日在广州去世，终年65岁。他戎马一生，战功卓著，一腔革命热情，一身无畏斗志，参加了北伐讨袁等多场大的战役，被后人称为反清斗争的英雄、爱国者、革命者。

家风家训

爱国守法，睦族敬宗。

仁爱为本，耕读传家。

格物致知，奋发有为。

尊先祖，孝父母，赡老幼；

睦家庭，和社会，安乡邦；

端身范，教子女，勤俭业；

敬师表，重读书，崇科学；

守诚信，教礼让，举公道；

知荣耻，懂感恩，救灾困；

绳祖武，铭训规，贵践行。

辛亥革命中的“敢死队”队长

徐维扬在历史上是辛亥革命中的爱国志士。出生于1887年的徐维扬，处于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年代。年幼的徐维扬在大夫祠里玩要，熟悉大夫祠是徐氏家族的光耀，熟读徐氏家族的落；在家耳闻其祖父徐俊贤（号贤公)曾是太平天国老兵，参加过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清运动，随洪秀全一路运动的历练故事。其父也时常教育他要“咏仁蹈德，使之努力住进”。徐维扬自幼就受到家族祖辈先人们的雄作事迹熏陶和特殊时期乡土传统的孕育。1896年，徐维场在其叔父徐勤的忙下，进入广州培英书院学习，启蒙于西方思想文化，向往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后来在叔父朋友的介绍下又转读广东陆军将弁学堂，与赵声、黄兴等革命先驱结谊，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爱国志士，开始谱写人生精彩的篇章。

辛亥革命志士

宣统元年（1909)9月，徐维扬奉命随莫纪彭回花县组建中国同盟会广东番花分会。徐维扬利用这一条件和族谊关系，召集父老乡亲们在徐公祠后楼阁里开会，并将楼阁作为分会机关，而且制订入会志愿书和誓词。徐维扬和一些革命人士走家串户，宣传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和同盟会的宗旨，发动同族人入会，很快在短暂的13天内就发动300余人入会。大会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管理章程，包括入会志愿书。分会机关设在花县三华村“徐公祠”后楼上，分会负责人多次在楼上聚会密商，黄兴也几次秘密到此指导。同盟会广东番花分会发展会员1000多人，挑选了精明强健勇敢者100人，编为敢死队，名“选锋队”。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爆发，徐维扬收到通知后，马上率领番花分会敢死队急驰到广州增援，可惜尚未入广州城，新军起义已告失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是年冬在南洋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令黄兴、赵声等在香港组建统筹部，再谋广州起义。同盟会番花分会获悉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徐进坤等在徐公祠二楼密谋响应之策。起义前夕，徐维扬被任命为这支起义军的首领，组织三华村敢死队百余人，敢血宣誓奋勇杀敌。

徐维扬是在黄花岗起义领导人黄兴最困难的时候，怀着必死之心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的。黄花岗起义几经波折，先是因革命党人温生才在广州东门外开枪击毙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就义，广州戒严，起义日期由原来的1911年4月13日，但由于种种原因推迟27日下午5点准时发动起义，但港九等地300多人的起义军来不及赶回广州，其他地方的革命军也无法赶到，当时在广州的革命党人不足100（按计划本来应有800多人参加）。眼见缺兵少弹的黄兴决定发动这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起义”，时任花县“敢死队”队长的徐维扬站了出来，说道，“既然要干，我纪上就回去召集队员”。在徐维扬充满激情的演说鼓动下，队员们群情激昂敌血宣誓奋勇杀敌。第二天，“敢死队”队员赶至广州城外，三三两两分批进城。由于进广州城时，清军守卫检查十分严格，最终只有40多人到达小东营起义指挥部。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花岗起义爆发。革命党选锋队120多人（其中徐维扬领导的番花敢死队共40多人，占队伍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黄兴的率领下起义。他们乘车至广州，在徐进坤等安排下，三三两两陆续入城来到小东营起义指挥部。在黄兴的指挥下，徐维扬身先士卒，一路勇敢作战，率领番花敢死队负责合力攻打两广总督署，杀死督署卫队长金振帮等人，直冲至二门，后发现总督张鸣歧潜逃，敌方的援兵骤至，敢死队员奋力拼杀，分路突围，退往城北三元里。徐广滔、徐进绍、徐礼明、徐临端、曾日全等人战死，部分党人逃出城外，徐佩施、徐廉辉等人在战斗中被捕，徐维扬安排好6员受伤的同乡返回花县，自己带着几个人去寻找黄兴。可是，上天偏偏开了一个玩笑，回到家乡的6位受伤士兵，被军阀搜捕，直接打死或收监拷打，而徐维扬心系组织人员前往营救，反而逃过一劫。当时徐氏家族人员也是有所怀疑，后来，得到了黄兴和其他革命人员的证实，大家都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假扮学者，巧运武器

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徐维扬从此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多次接受上级委派的秘密任务，来往于穗港之间。由于军阀的统治，战争所需的枪支弹药都是海外华侨集资购买，集中到香港，再由徐维扬和兴红等革命人士共同将枪支弹药秘密从香港运往广州。由于徐维扬在辛亥革命前，有过装扮运输武器的经验，加上多年的磨炼，身上显现出成熟稳重和温文儒雅的气质，在香港装扮成学者，由革命同仁假扮随从人员，将武器藏于书籍中，历经艰险，由香港运输到广州，巧妙躲过军阀的翻查，圆满完成任务。

家风故事

徐氏家族很注重家训，旨在从小培养品德、才学、学识、能力兼备的与社会相吻合的国家栋梁。在历史长河中，家族虽然也经受过其他意识的冲击和影响，但依然保持着修身齐家的儒学传统。徐氏家族人丁兴旺，历代出高官，待人接物，慢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模式，家风家训经过几代的历练和修剪逐渐完整，为后人修身养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徐维扬从一名革命者，历任中华民国政府总统府中将参军、粤汉铁路护路司令兼粤汉铁路总巡、粤汉铁路局局长等职，时刻不忘对家人和族人的教育。一方面，他受到家族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以文化、武德要求自己：另一方面，他以身作则，影响家族中人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成为社会有志人士。

廉洁奉公 不忘教育下一代

1920年2月时任粤军第七支队司令的徐维扬一次因公赴港，于百忙中抽时间专程回到自己筹办的学校演讲，希望激发师生和家长的爱国之心。他的演讲很生动，在谈到“军阀争权夺利，列强更欲瓜分我国，我们若不继续革命，必有亡国之祸”时，他以被英国占领的印度为例说：“你们且看‘么罗差’（当时港人对印度人嘉的俗称）专替英人守门口，可知亡国奴的地位如何低贱，你们身在香港，心要常系祖国，要有振兴中华的精神、否则国家沦亡，你们恐怕也要过着‘么器罗差’的生活了。”他的“少年强，则国强”的精彩演讲，让在座的师生听了都极为感动，深受鼓舞。

智勇剿匪 维护铁路治安成效显著

1922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徐维扬因为奉公守法、廉洁自律，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总统府中将参军。粤北流患土匪非常猖獗，凡是经过的火车，运输物资经常遭到抢劫，当时地方防军也无法清剿，严重影响到军用和民生物资调运，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十分焦急，不知道派哪位来接手管理这里。管理铁路路段，一要公正廉明；二要有强硬态度；三要有武装力量和领导才华。经过再三思量，领导想到了徐维扬，他清政廉洁，为人正直，而且有魄力，有铁腕手段，就请求上级任命徐维扬为粤汉铁路护路司令兼粤汉铁路总巡。果然徐维扬不负众望，他奔走铁路沿线，组织护路武装队伍，日夜轮换巡逻，与土匪斗智斗勇，只一个多月便转乱为安，保障了广东的物资供给。他上任后，整顿路政，励行廉洁节约，创粤汉铁路有史以来盈利的新纪录。

徐维扬在早期参加革命时，村里的人对他是赞不绝口，不光人品好，而且是有识人士。受他的影响，徐氏家族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出现了不少革命将士；在和平车代先后出了不少教有界、政治界的优秀人才。特别是近年来以重教育出名，徐氏家续族每年考出花都的有不少才子，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政坛人物以及商界精英。

◎徐泽农，徐维扬的堂弟，花都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百岁诗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享年98周岁，99虚岁，按照民间风俗闰月算法，应该称之为百岁老人。

受辛亥革命熏陶 立志为国效力

徐维扬反清斗争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童年的徐泽农，以后他勤奋读书，立志要为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效力。1935年春考入陈济堂任校长的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深造，1936年毕业后，他曾追随少年时崇拜的堂兄徐维扬在国民军粤军七支队司令部任文书，后又随徐维扬任广州国民政府参军处上时副官，以后曾回花县当过花县三区政府委员，花县教育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曾在粤桂江防水雷部任主任，参加抗日战争。1942年冬受命往赔都重庆，先后在国民政府农林部、水利部等部门工作。胜利后题身任考试院两广考管处专员。1950年4月，海南岛解放前夕，他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号召，毅然离职返回花县办理自新登记，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

徐泽农从1856年至1950年初，二十多年为官中一向忠于职守，没有趁国难搜刮民脂民膏，也没趁机携妻带儿享受奢华生活。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仍在家乡三华村，他不想抛妻弃子，也舍不得众多的乡亲父老由此天涯相隔。徐泽农回乡自行登记后，曾被判有期徒刑三年。释放后，返乡从事农生产和水利建设，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戴着“历史反革命分”的帽子，在当时的环境下，是要受管制的。他以前从未参加过农业生产，多次被派去修筑水利，如修水库。那时工业不发达，修筑大坝，要靠人力就挑混泥土或手推板车运去筑坝，劳动强度很大。尽管如此，年过半百和徐泽农没有后悔回乡自省，而是勤恳做人，处事公正，努力工作。他常不计得失，出面帮助村里人办事，主持公道，因为人品好，得到大家敬重，俨然成为族中颇有威望的长老。

撰文 马莉 张仪  摄影 黄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