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啸仙，河源市东源县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在党组织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致力于广东农民运动，做出了不懈努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曾多次亲临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指导农运工作，为花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称得上是花县农民运动的组织者、支持者和总结者。
一、花县农运的指导者
花县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搞得轰轰烈烈，成为广东农民运动开展较早、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这与当时的广东团区委书记阮啸仙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是先后数次到花县，指导花县的农民运动。可以说是在阮啸仙直接指导和领导下开展的。
一是寻找领头羊。1923年初，在国民党的工农政策还没有出台前，作为广东区团委主持人的阮啸仙便开始关注花县的农民运动，亲自到花县去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当地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教育青年农民加入党团组织、投身农民运动，支持建立农民的组织，1923年5月，他与夫人高恬波以新学生社的名义来开展农运工作。此时，阮也是团粤区委团委书记。他们到后，首先找到当地的农民积极分子王福三、陈道周等人，用革命道理教育，使这些农民骨干的觉悟得到提高。然后，又通过这些人去组织发动农民。事实证明，这些人后来都是花县农民运动的骨干和领袖。这次花县之行，是阮啸仙同志最早到花县的记录。从此，花县农民运动直接在他的指导和领导下开展工作。
阮啸仙夫人高恬波
二是传播革命。他先后数次来到花县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是一个扑素的人，他常常利用两龙、平山等圩的圩日，上街公开宣传，或者将农民群众召集到小学堂里，揭露地主豪绅勾结贪官污吏、土匪恶霸盘剥农民的罪行，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与他们作坚决斗争。这里有一个例子很感人：当时，他身患肺病，但他不顾一切，戴着一幅近视眼镜，经常深入九湖、元田、杨村、莲塘等村庄，踏着泥泞的乡村小路，进行宣传工作。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他每到一地，就与农民兄弟同吃同劳动，有时是废寝忘食。晚上呢，常常睡在村庄小学学生的课桌上。接触过他的农民群众都很感动，觉得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有一次，他到元田村活动，晚上又睡在小学生的课桌上，连蚊帐都没有。有个农民兄弟知道后，“阮同志是我们自己人，是替我们办事的好人，怎好由他任蚊咬，我宁可坐到天亮，都要将蚊帐给他。”于是回家将自己的蚊帐送给阮啸仙同志。就这样，阮啸仙以自己的艰苦奋斗、扎实工作，赢得了农民群众的信赖和爱戴，他的宣传工作取得实效，他已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并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
三是培训骨干。1924年7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阮啸仙与另两位农运领袖彭湃、刘尔崧选派王镜湖等4名花县农民青年到讲习所学习。第二期又选派叶鉴波等7人、第三期邝家驹等10人，第四期选派王果强等4人，第五期选派王蔚垣等1人。除了第六期无人参加外，共有26人参加讲习所学习。阮啸仙还亲自担任第三期主任。这些学员都是花县农运的骨干和精英，这对于花县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阮啸仙对于花县农民运动的贡献，还在于培养了大批农会干部，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共党员或领导干部。
四是成立农会。1923年冬天，阮啸仙率领“新学生社”民骨干黄学增、韦启瑞、张善铭、高恬波等人再次来花县，先后深入花东的九湖、联安、推广，花山的元田、宝珠岗、杨村，新华的公益等地，开展农运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花县支部于1924年4月成立。团支部自成立起，就开始担负起宣传发动农民群众并组织农会的任务。经过数月的努力，广大农民群众被鼓动起来，先是九湖乡以原有的自治会作基础，于1924年4月率先在花县成立，领导人是王福三。接着，元田、宝珠岗等地也相继成立农会。到是年5月25日团粤区委召开“二大”时，花县已有200余户农民加入农会。至6月，全县加入农会的农民达600户。至7月，成立农会的村庄达到14个。
五是主持成立大会。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统一领导全县农民运动，在阮啸仙、刘尔崧指导下，陈道周、王福三成立花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设在天和圩。1924年10月19日，在九湖显承堂（王氏大宗祠）正式成立花县农民协会，大会上由阮啸仙主持。会上，推举王福三、侯立池、黄毅雄、陈炳辉、欧阳端、陈道周、刘伯强等为执行委员，并选举王福三为副执行委员长（正职暂缺）兼任第二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花县农会的成立，标志着花县的农民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王氏大宗祠
二、花县农运的支持者
阮啸仙不仅是花县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而且也是花县农民运动的支持者。在花县农民运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都会坚定地站出来，坚决支持之。
一是代号龙伟。1924年，阮啸仙同志是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不但经常来花县活动，也常常到别的县去指导工作。这样，与他联系的来往信件比较多。为了防止敌人对信件的检查和破坏，阮啸仙和各地的通讯联系都有所区别，采用不同的代号。花县这边，他用了“龙伟”代号。花县农会干部只要写上“龙伟”收，很快就可以得到阮啸仙的回信。便于直接反映情况和接受指示。
二是粉碎敌人阴谋。1924年6月，花县农民运动在阮啸仙的指导下，发展势头相当快。花县农民运动协会还成立了筹备处，即将在全县成立县农会。这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和仇视。他们到处造谣惑众，攻击农会是“抽取亩捐的机关”，以破坏农会的声誉，挑起农民群众对花县农会的不满。他们还纠集一帮流氓地痞谩骂、侮辱农会干部，并捣毁一些农会。是年7月3日，他们联络10多条乡村的地主豪绅，以“联护约”的名义，向县农会筹备处提出质问，筹备处觉得难以对付，便向省里报告。团粤区委委派阮啸仙同志到花县作解释工作。他到后召开有300多人参加的演讲大会，除了部分豪绅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民群众。会前，许多农民群众听信了豪绅们的谣言，对农会的做法不满，面带怒色，有的还带有武器。地主豪绅们则幸灾乐祸。大有打倒农会之势，一时会场上情势紧张。但是阮啸仙同志沉着应对，走上讲坛，娓娓而谈。他首先说明工商学各界都有自己的团体，农会也应有自己的团体，是我们农民的团体；接着详细解释了农会的宗旨，决不是为了抽取大家的“亩捐”，而是为了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的一席话，犹如春风化雨，不仅及时化解了矛盾，而且还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改变了他们对农会的态度。农民群众喜形于色，一些开明绅士则点头赞同。农民群众的态度转变了，转向农会这边，支持农会组织的成立，地主豪绅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被粉碎了。
三是支持武装农军。为了让花县的农会拥有武装，就必须组建一支农民自卫军，就必须解决武器问题。阮啸仙在广州通过石井兵工厂的关系，设法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但要运到花县，路上检查又是一个问题。为了避开检查，他与彭湃同志通过广州公安局侦缉课课长（中共党员）的关系，用广州公安局的汽车运送。途中虽然遇到宪兵的盘查，但因持有盖着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大印的放行证，宪兵的检查很快过关了，武器如愿以偿到达花县，花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组建了。
四是书写对联励志。1924年10月，花县农民协会成立，阮啸仙亲临会场指导，并主持大会。他为大会会场书写了一幅对联：“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这是一首明志对联。对联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群众而言，通俗易懂、直抒胸臆，颇有感召力。其实，这也是阮啸仙同志的真实写照。后来，他没有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升起，却倒在了苏区那片红色的土地上。
五是宣讲革命。在花县农民协会成立时，阮啸仙在会上报告，针对地主豪绅对农会的恶毒攻击，指出：“地主的积极阴谋，说明我们的拳头已对准敌人，说明敌人已怕我们，因而妄想瓦解我们的力量，如果我们趁着敌人恐慌的时期，进一步把拳头打过去，我们必将获得更大胜利。”讲话中，他还用广州方言给大家唱了一首他刚刚创作的歌谣：“锄头不拿起，世人皆饿死。拿起锄头来，打死狗地主！”以这种形象的语言来提高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花县的地主豪绅对他则恨之入骨，反动势力的头子江耀中咬牙切齿道：“最严厉是阮啸仙，我非想办法除掉他不可。”而老百姓则编歌谣称赞：“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了哈哈笑，财主见了哇哇叫！”
六是主祭王福三。1925年1月18日，王福三偕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黄学增、何友逖到凤岭捉拿内奸王锦照，惨遭地主武装的伏击而光荣牺牲。王是在阮的指导和培养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于1924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花县农会副执行委员长。为了花县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他得知王福三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他与廖仲恺、彭湃亲自到花县处理这起惨案。9月26日，在九湖乡召开公葬王福三烈士大会，他亲自担任主祭。与会代表和群众达2000多人。会后，农会会员抬着烈士灵柩，武装游行示威，送葬人达万余人，队伍长达6里路程。游行队伍绕道各村庄、圩场，行程达40余里。这次葬礼，是花县农会对地主豪绅反动势力的声讨和示威，是对农民群众英勇奋斗的号召和鼓励。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此事：“经过各圩市观者人山人海，皆大呼口号，沿途散布传单及贴标语，分发烈士遗像与死难事实给各农友，诚花县空前未有之盛举，即各村妇孺亦为见所未见云云。”
王福三烈士墓
三、花县农民运动的总结者
阮啸仙同志对花县农民运动除了积极指导外，还结合花县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
一是提出要建立农民的武装。时任团粤区委书记的阮啸仙早就注意到花县农村中为应付兵匪而自发联合防御自卫的民间武装（当时叫“民团”，不同于后来的地主民团）。于是在1923年夏秋派出团干部时，强调要从“民团方面着手”、“在中指导”，并指出“民团须与农民运动同时并起，此说至当！”1924年秋，他与团粤区委委员刘尔崧再次来到花县调研时，发现有10多个村拥有400多支枪，完全掌握在农民手里。于是向团中央报告，决定通过做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组建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还帮助采购了一批武器，以武装花县农民自卫军。
二是要求扩大农会组织。在指导花县农民运动的工作中，发现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组织起来解放自己。如九湖、元田、宝珠岗等村相继成立农民协会。这些村庄都是以原来的自治会为基础。于是，他与彭湃于1924年6月18日给《团粤区委报告（第二号）----关于广宁、花县农运情况》，指出：“花县农会，虽未成立，但加入者亦有六百余户，可以成立二个农会，县农会筹备处，也可以设立。”不久，王福三、陈道周等人在天和圩设立县农会筹备处。可以说，花县农会是直接在他、彭湃和刘尔崧的指导下成立的。
三是注意培养农会干部。在花县工作期间，阮啸仙注意到农会的蓬勃发展与干部不足的矛盾，这种状况，难以对付强大的反动势力的进攻。人在1924年6月18日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到花县农运时，指出：“可惜该县同志甚少，不能应付事实。”中此，当他出任广州农讲所主任时，特从花县选拔王岳峰、卢克文、刘胜侣等二人进所学习，是花县赴农讲所学习的历届学员中，人数最多的一届。这些学员结业后，有的被派县，大大加强了农会的干部力量。
四是阐述阶级斗争理论。如花县农会领袖王福三被地主豪绅所杀、广州市郊林宝宸被杀、广宁农民与地主血战三个月等事件，这些事件都是由由减租而引起的，进而成了政治斗争。从中，阮啸仙得出结论：农民从经济政治斗争之教训，他们非跑到民族解放路上去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不可。同一样的意义，他们想达到民族解放，非有很广大的农民群众去参加不可。换一句话说，如果想有很广大的农民群众，非使他们组织得好，冲出地主阶级的重围，更是未有希望。有人说，农民用不着反对地主，中国现在农民与地主元冲突之必要；地主可以很和平的给农民以利益。这些话，在广东有经验的农民，他们事宜的需要，并不相信天下有这一回事。就是我们做农民运动的同志，在每个具体的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斗争中观察起来，也不敢说这些话。（选自1926年1月6日《广东农民运动之观势》
五是提出七条经验。在领导广东农民运动中，阮啸仙不仅重视实际工作，而且还注意及时总结做农民运动的工作经验，分析运动的发展趋向和可能出现的问题。1924年10月，他总结了开始农民运动的七条经验。其中包括“宣传口号一定要根据实际调查所得者”、“运动者以本地人为宜”、“以各该乡之在城市作工煮沸运动员或介绍人”、“运动者任何人都要自己处于农民地位”、“先出于调查，继则向个人作诚恳的谈话，然后做群众的演讲”、“组织的时候，要自己处于负责人地位，不可处旁观态度”等等。应该说，这些经验的总结也来源于他在花县开展工作时的体会。这些总结，对于当时全省农民运动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指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