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骆秉章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政绩显赫，军功卓越，被誉为清朝一代“中兴名臣”；广东精神在新时期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建设幸福广东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本文以两者之间的联系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骆秉章为人处世精神在广东精神中的相关体现，并存古立新挖掘骆秉章在新时代的研究价值以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参考。
关键词：骆秉章；广东精神；精神文明
骆秉章作为湘军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凭借对当时全国重要省份四川、湖南的有力经营以及与许多权贵要臣之间的人脉关系，成为晚晴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学术界关于他的专著却不多。新时期广东精神强调大力弘扬岭南优秀文化传统，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民众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笔者希望通过浅谈花都名人骆秉章为人处世的精神与广东精神的相通之处，与时俱进地研究骆秉章对于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并希望此举能为打造花都区地方名人文化，促进花都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花都全国文化先进区的建设贡献微薄力量。
一、历史上的骆秉章
骆秉章（1793年-1867年），广东花县人。40岁中进士，先后在翰、科、道等部门任官职。1850年由贵州布政使升湖南巡抚,1860年升调四川总督。1867年12月12日因病死于任上，终年74岁。清政府赠“太子太傅”，入祀良祠，谥“文忠”。骆秉章抚湘十载，督川七年。在军事上大力支持曾国藩办团练，积极编练湘军并调兵遣将镇压湖南、广东、贵州等地的叛乱和起义。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弹劾贪官污吏，安抚民心。在经济上敢于改革，通过号召士绅捐输、抽厘减槽等措施为湘军供饷，使湖南成为湘军的兵源和饷源供给地。他军功卓越，政绩显赫，凭借良好的口碑彪炳青史，屡获嘉奖。因“筹划军务，能任贤才，克臻安谧，着赏加头品顶戴”。[因“尽心筹划，不遗余力。老成持重，懋著公忠”得“赏戴双眼花翎”,骆秉章对咸同政局和西南政局影响巨大，与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云。”但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学术界也对其研究颇浅，一些民间野史笔记更是片面批判骆秉章，如徐宗亮在《归庐谈往录》中描述骆秉章是一个无能的傀儡形象：“左文襄公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日：‘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
二、存古立新——骆秉章与广东精神
存古意即以真实史料分析古人精神品质，立新则是通过探寻古人精神品质与现代精神的相关联系，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尽管当代主流的精神风貌是好的，但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实干信念缺乏的现象，因此在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首次公布了新时期广东精神，即“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 而作为广东的历史名人，与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等晚清名臣齐名的骆秉章以“为官清正”之信受朝廷重用，以“胸怀博大”之德举贤荐才，以“实干调度”之行造福百姓。他的为人处世精神与现代广东精神不谋而合，古今辉映。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以存古立新的理念大胆探索和创新骆秉章等地方名人精神的现实指导性，通过研究骆秉章与广东精神的联系将有利于地方名人精神研究价值在现代社会得以挖掘，唤起学术界对骆秉章研究的重视以促进骆秉章研究的深化发展，加强群众的思想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骆秉章“厚于德”精神的分析
1、骆秉章为人处事以德为先
厚于德即具有像大地一样宽厚的美德，容载万物，仁爱奉献。它展现做人德为上、做事德为先的道德理念。“厚于德”侧重于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而骆秉章的为人处世之道则是给予子孙后代的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研究骆秉章进而弘扬其精神力量本身就是“厚于德”的一种要求。
骆秉章胸怀博大，任湘抚时以“大局”为重，不断地向邻省派出援军，使援军在当地迅速发展壮大并自成一体，成为被援省份清廷所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许多出身湘军的军功武职被清廷委以地方重任，比如咸丰十年，援粤湘军首领刘长佑出任广西巡抚，援黔湘军首领田兴恕出任贵州提督。骆秉章知人善用，立荐左宗棠并大胆放权，使其在太平军冲击湖南时能内清四境，外援五省，成为晚期政坛的关键人物。左宗棠刚入骆幕，骆秉章便“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使左宗棠觉得自己“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曾国藩也曾为得左宗棠的辅佐费尽心机，但终因左宗棠过于刚烈自负等缘由不愿搭理左宗棠，“涤公自田镇以后颇露骄愎之气，弟数次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所以要想揽得左宗棠这等狂直人才，需要一定的气度才能与其共事，骆秉章能接受左宗棠的不足甚至甘居幕后大胆放权让左宗棠充分施展才能可见骆秉章的宽厚德行。骆秉章为人和善，宦海沉浮中与大量的重要政治人物关系良好，不管是曾经做过骆秉章下属或幕僚的和曾经获得过骆秉章保荐的人物，还是骆秉章的同乡官僚及关系密切的同僚都对骆秉章有很好的评价。左宗棠评价骆秉章：“......孰知其廉慎仁恕之德，足立其本，精诚专一之行，足善其用也。以敢言著称的罗悖衍在奏折里评价骆秉章德威昭著。
骆秉章为官期间不仅以学识见长，更以清廉著称，在骆秉章的自定年谱中曾十次记载他被道光帝召见的情形，很多次召见都能够说明道光帝对骆秉章的中意和信任，比如道光二十三年，骆秉章因前在稽查户部银库时失察库吏亏短而被革职，但当道光帝得知只有骆秉章一人在库案中一介无所取时，便下了一道特旨，升骆秉章为庶子，并对其寄予厚望。骆秉章一生无贪污受贿的行为，去世之时亦无多余财产。他一心为国，忠心耿耿，虽已七十二岁高龄且患眼疾却仍坚守岗位尽心处理国家军务，连家人生病过世都无法陪伴左右。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身为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在接受咸丰帝召对时，特别夸赞了骆秉章、胡林翼，他说：“湖南、北所以较优，亦由抚臣骆秉章、胡林翼事事认真，吏治、军务两事，都有几分结实可靠。一省督抚办事能认真，便也能转移一省大局。”值得一提的是，与骆秉章素有交往的同年劳崇光在同治二年担任云贵总督后因筹办云贵军务的策略与骆秉章“先黔后滇”的西南整体战略计划冲突也屡遭骆秉章的驳斥，说明骆秉章与同年的交往，还是以公务为重，不囿于私谊。这点也可体现骆秉章做事以德为先。
2、骆秉章 “厚于德”精神的现实意义
十八大报告在文化建设方面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花都区如能凭借地域优势充分利用骆秉章等名人留存的古迹史料，通过设立“地域名人文化活动中心” 或与广州市花都区骆秉章研究会联系商议后印发《骆秉章事迹读本》等方式挖掘丰厚的文化资源，向群众讲述骆秉章等地方名人的优秀德行以教育群众，引领为人处事以德为先的社会风尚，传承并弘扬好广东的优秀文化，把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成果惠及于民将有利于促进花都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花都全国文化先进区的建设，实现文化发展与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
（二）骆秉章“诚于信”精神的分析
1、骆秉章待人接物真诚无欺
诚于信即要严格地遵守待人处事的信誉和信用，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做到真诚、有信、无欺。
骆秉章推诚接物，任人不疑。在薛福成的《庸盘文编》中提到“然骆公外朴内明，于贤不肖之尤著者，口虽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毂贤才，贤才亦乐为之用。”咸丰四年，左宗棠写信告诉王鑫，“中丞每以乏才为叹，……尊营中忠义之友能堪一面者何人，暇时乞纵笔及之”。由于骆秉章的以诚待人，王鑫之部果然涌现出来了许多出色的将领，如王开化、张运兰、刘松山等。骆秉章特别信任这些乡绅军功并且十分积极地保举他们，因而获得了他们的拥戴。
骆秉章善于识拔人才，能如实无欺地推举得力官员，使得朝廷特别重视骆秉章的保举意见，咸丰八年六月，清廷下谕，“由湖南往派员弁，著骆秉章查明保奏。”而经骆秉章保举的人也确实都出类拔萃，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成了清廷重要的官员。在骆秉章的行状里有这样一段总结，“文忠公为人外朴内明，赋性忠直，能鉴别真才，以得其死力。一时海内贤士大夫咸乐为用……凡所识拔，多起兵弁、生童，及提军四出，朝廷即倚以办贼。名臣良将布满天下，其机实自公发之也”，这足以说明骆秉章严守待人处事的信誉。
骆秉章不仅有信无欺地行使保举等人事权利，而且积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纠参不得力官员，为朝廷清除昏宦。同治二年，骆秉章上奏揭露清廷颇为看好的云南提督福升是一个无能的昏官，其奏议皆是出自其手下劣绅。同治四年，甘肃提督陶茂林剿杀甘肃阶州的太平军时，因所部乏饷哗溃而遭到骆秉章严参。同治六年八月，重病之中的骆秉章仍坚持参劾湖南援黔军指挥官李元度、兆琛二人。而这些高级官员经朝廷调查后最终都难逃被革职查办的命运，可见骆秉章纠参折本的可信度极高。
2 骆秉章“诚于信”精神的现实意义
诚信建设作为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范畴，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必要规范。广东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贸易往来频繁，人口流动迅速。因此，要想着力建设互信和谐的社会氛围，促进新时期群众精神文明建设就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以骆秉章真诚无欺的待人接物精神为例向群众宣传诚信建设的重要性以引导他们提高自身的精神层面工作，力求完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社会信用体系，治疗防范社会转型期的诚信缺失。
（三）骆秉章“敏于行”精神的分析
1 骆秉章行事作风敏动实干
敏于行即要注重实干，敏动善行。它侧重于对敏行、敢为、实干的当代广东鲜明特色精神的彰显。
骆秉章擢升湖南巡抚不久便身陷战乱之中，本是治世良吏的他由于缺乏应对乱局的经验，在抚湘过程中因屡有小失常遭朝廷处分。而此时一些地方武装在湘乡县已由地方士绅建立起来，力量逐渐壮大。作为一位客籍官员，骆秉章原先并未意识到湖南士绅群体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仍以一贯作风按部就班地管理事务。但是在经受多番挫折之后，骆秉章终于明白在注重经世致用的湖南，自己以一名客籍官员的身份若想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下控制好湖南政局，必须笼络湖南当时最出色的人才，以便进一步结好以至驾驭湖南的士绅。于是他竭尽全力招揽左宗棠入府以便广泛延揽人才，驾驭由官府出资、由士绅募练的湘军。为了结识交好湖南乡绅，骆秉章 “当寒暑冗忙时，每便衣见客，设骺莆，收匿名揭帖，贴四柱清册于照墙，欲不蔽耳目也”，由此可见骆秉章敏动善行，懂得顺应时势。骆秉章敏动善行的精神品质还体现在对湖南和四川的有力经营上。咸丰八年之前，湘军饷糈主要源自湖南，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骆秉章奏称：“军兴以来，湖南首办防剿，除二年逆贼窜扰湖南，重兵钜饷随同协济外，此后，内剿本省之贼，外御五省之贼，复越境而兴援鄂、援江、援黔、援粤之师，频年裹粮从征，迄无虚日，且时须协济江鄂黔粤饷需，统计每岁须银二百万两内外。”要从并非富省的湖南拿出如此巨额饷银实非易事，对此骆秉章奏称：“盖有两端：一在厘剔钱粮宿弊以恤农而输将较前踊跃也；一在杜绝厘金扰累以通商而抽收较有实济也”。骆秉章施行财政改革政策，使得湖南厘金逐渐成为湘军的一大财源，就连一向不太看得起骆秉章的王闿运也对他在减漕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蕹。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其实早在道光年间，作为京官的骆秉章就曾多次查办过经济案件。道光十八年，他因“奏参北新仓花户挪移廒座，风采始著”。道光二十年春，他“兼掌四川道，稽查户部银库事务”，这也可以说明骆秉章精于度支，敏动善行。
骆秉章担任湖南巡抚期间，注重实干有力调度，力撑湘军保境安民。考虑到武将大多在外省征战，因此骆秉章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领导文官们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秩序，因此即便骆秉章后来离开湖南入蜀，湖南的政局仍保持稳定。正如署理巡抚翟诰所言：“湖南吏治民风，经抚臣骆秉章经年整顿，聿著成效。在执掌督川大印后，骆秉章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将蓝李起义和石达开部的起义镇压下去， “秉章督四川三年，平群寇，擒大酋，遂以知兵闻于天下”。在迅速镇压了四川境内的农民起义后，骆秉章又在确保四川稳定的同时，积极向甘肃、贵州、陕西派出援军，镇压其各自境内的农民起义。骆秉章刚入川时手中的湘勇也“只万二千人之数”，但在骆秉章的指挥下果毅军一进川就以强大战斗力获得定远之战的胜利。“是役贼众数万，一战而溃，蜀人诧为神兵”骆秉章还及时论功保举优秀将领，提升了军队战斗力。根据各方威胁的轻重缓急运用驭将之术将各大支部队以营为单位分合重组，然后再遣发出战以应对当时四川各地不同形式的起义和民变。
2 骆秉章“敏于行”精神的现实意义
“敏于行”充分体现了广东人的创新实干精神，正是由于广东人善于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并勇于打破思想和制度束缚，敢于自我超越，开拓创新，才能不断实现社会的新发展。从学术研究上来说，学术界对左宗棠、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历史名人的研究已较为全面和深入，但对骆秉章的研究力度却有待加强。因此，花都区应继续发扬广东人创新实干的精神，严谨运用真实史料踏踏实实挖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开拓研究骆秉章的思想渠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优秀品质能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光彩。此举将有利于塑造敏行实干的良好学术心态，将骆秉章等研究价值未被充分挖掘的历史名人的研究推向更深更广泛的领域。
三、结语
花都名人骆秉章为官期间廉洁奉公，重用人才，内修政务，外御强敌。他凭借自己厚德、诚信、敏行的精神品质深受清政府的信任和湘系官员的倚重，屡立奇功成为促成湘军和湘系势力形成的核心力量，是晚清历史上一位无法替代、享誉四方的勋臣。存古立新探索骆秉章为人处世的精神价值符合新时期广东精神强调大力弘扬岭南优秀文化传统，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民众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的要求。选取具有广东精神特色的历史名人骆秉章进行研究，以其宽厚美德、良好信誉和敏干品质引导教育群众从而营造以德为先的社会氛围，真诚无欺的社会信用，敏行实干的社会精神有利于为骆秉章研究价值的升华创造条件，有利于为花都全国文化先进区的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明方向，有利于为践行广东精神，打造花都特色精神文明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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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炜生( 1992-)，广东揭阳人，中共党员。现任广东培正学院外国语学院团委学生会组织部副部长及大学生艺术团中文演讲队队长。发表论文《优化资源开发，提升宝桑园旅游的多样性》，上并获广州市花都区新农村建设调研成果一等奖。另撰写《颂支赞歌给党听》、《耕耘心灵的原野》、《灵魂古道》、《心的归宿》等作品共10余篇，获“中国人寿杯”揭阳广播“祝福祖国 感恩奉献”校园征文大赛一等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