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前阵被推举为花都首批乡贤。这是一件好事。时下的年轻人或许不知晓此人，但稍有历史常识就会知道，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是炭步镇华岭村人，清朝进士出身，历官湖南巡抚、四川总督，授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衔，组建、统率湘军对抗太平军，为维护满清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是咸同中兴八大名臣。他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同为花县老乡，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厮杀了十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他的身上闪耀着太多的正能量东西，诸如好学上进，顾全大局，敢于用人，清正为官。

        他出身寒门，来自草根，却发奋读书，在南海、花县的县学考试，他都名列榜首，还在广东乡试中，榜上有名。中举后那些年，他同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为追求功名不停地奔波在进京途中，一而再，再而三，他都名落孙山。他没有倒下，总结经验，继续努力，发奋图强。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中了进士，排名第二十五位。

        可以说，没有骆秉章，就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藩奉旨回湘办团练时，因滥用权力，屠杀无辜，激起湖南乡绅的不满，就连长沙官场高层也颇多微词。尽管骆也反感，但为了大清江山这个大局，他劝阻了同僚的“关卡”，给予曾太多的帮助。尤其是咸丰七年，征战江西时，曾国藩竟然因为老母亲去世而离开战场，当时湘军正与太平军打得不可开交。这下，皇帝小儿火了，下令要撤曾的官职，永不起用。但他很冷静，没有将曾推下火海，而是顾全大局，上奏朝廷要求起用曾，让曾继续带兵打仗。从此，曾国藩这个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后台人物在他的学长骆秉章的多次提携、扶持下，终于走向前台，一路春风得意，当了两江总督，成为朝廷的重臣。事后，曾国藩一再告戒部将曾国荃、周凤山要听从骆秉章的调度。

        有容乃大。骆秉章的度量极其大，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他手下的左宗棠、刘蓉、刘长佑、田兴恕等人，个个都是能人，但都是怪才。但他能够分别对待，人尽其才。他之所以能够驾驭有方，靠得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理念。他与左宗棠之关系，称得上的典范。他气量超迈，大胆放权，使才无忌，先是将左倚为贴身谋士，其后竟将军政大事放手托付，以至左成为巡抚衙中的实际决策人物，包办了巡抚衙门内的大小事务。重用并向朝廷推荐一代奇才、“五百年来第一伟人”的左宗棠，这是他对湘军、对近代湖湘文化，或者说对晚清历史的另一大贡献。骆秉章去世后，左宗棠撰写挽联“公为诸葛上流，尽瘁鞠躬，死而后已；我侍文忠数载，感恩知已，生不能忘” 、“遗爱在川湖，倡议早为天下首；中兴诸将相，推诚咸知老臣心”两幅，感激他的恩师和长官。骆秉章这种“休休容容，取人为善”的气度，值得今人学习。

        骆秉章是个清官，这也为历史所公认。如道光二十年（ 1840 年），他以查库御史身份奉旨稽查户部银库。按照例规，在收取各捐项时每一百两加收四两，二两由库丁均分，二两为库官及查库御史酬劳，当一年的查库御史，有二万金的额外收入。他对下属说：“我已受朝廷俸禄，这些额外之财，我分厘不敢接受，我也不想受人挟制。”吩咐随从办事不准索取分文，并严格把关。如他的会试时的恩师，时任吏部尚书潘世恩的亲戚“乾泰号”来交税,库官秤后说少了二十五两，他坚持要“乾泰号”补足税金。1867年，他死于成都总督任所。堂堂一个正一品总督大官，身边仅有银两八百两。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了。左宗棠是一个清官，身上的银两也多于这位前辈。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较之骆秉章，应深感汗颜。曾氏兄弟之贪，已为历史所佐证。

    骆秉章具有团队精神。他是一位帅才，作为湘军主帅，非常称职。不论协调上下，还是沟通左右，他都发挥的淋漓尽致。他的团队精神，值得一提。尤其是在四川任职期间，更是得心应手。在湘、川任职前后十七年，他广结地方官绅，整饬吏治，改革税制，发展经济，办理团练，集饷练兵，选用贤将，使湖南、四川成为湘军的后勤基地。

        我们花都既有洪秀全，又有骆秉章，这是花都的骄傲。他们身上包含有太多的为我们时代所倡导的正气和主流的元素。我们要破弊历史的藩蓠，还原真实的历史，为有这两位乡贤而自豪，学习他们身上一些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