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所讲的文化软实力，一般包括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文化传播力，即知名度，也就是说有多少人知道，它是文化能否发挥其软实力的基础。但是，单从知名度来讲，并没有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的区分。因此，知名度要转化为真正的影响力，其实是需要正面价值观作为标准和规范的。文化影响力，即某种文化能对能对多少人发生实质的影响，有多少人认同，给人多少启示。通常，我们所讲的影响也有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不过，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各种方法对坏的影响进行抵制和限制从而把其限制在一定的时空之内，或使之成为正确价值观的反面教材。类似于“西门庆故居”之类的文化闹剧，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化软实力。文化竞争力，即某种文化利用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手段，形成文化认同，发展文化相关产业，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所能发挥实际推动作用，其比较常见的形式是艺术、文学、旅游，影视等。

        花都历史名人是花都区的重要文化遗产，为了发挥其文化软实力，就需要本着文化传播本身的规律，通过各种形式，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文艺加工和创新，提高其文化知名度；同时注意相关的学术研究，对其历史事实和文化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形成其文化内核；最终，要在花都及至广东文化的历史背景上突显历史名人的榜样性作用，打造文化产业群，形成文化品牌。

        骆公和湘军，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命题。一个半世纪以前，骆公在湖南勤政为民，殚精竭虑，让长沙成为免受屠城的省会城市之一；他打破常规为国抡才，不拘一格地识拔以湘乡人王錱、刘蓉、刘岳昭等为主体的湖南寒儒，为“咸同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与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统帅一道完成了湘军的创设与勃兴，平定内乱、医治战争创伤，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

        过去十六年间，国内以骆秉章为中心进入了学术期刊检索系统的研究文章约为13篇，客观反映了多年来对骆秉章这个人物进行研究十分匮乏的局面，而本次论文征集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27篇，就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果。我们期待，以这次活动的举办为新的起点，今后对于骆秉章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而广泛，成果将不断涌现。

        大家知道，由于各种客观原因，骆公并没有留下个人的著述，后人将他的奏稿刻印，就是《骆中丞奏议》，目前最常见的是湘中稿，也就是截至咸丰十年他在任湖南巡抚期间的各种奏稿，而担任四川总督期间的川中稿非常少见，我们一直在设法寻找。尤其，这些奏稿都是刻印版影印的，没有断句，繁体字、生僻字众多，都给今人对其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将《骆中丞奏议》进行点校整理出版，可能是今后研究会今后骆秉章的一个艰巨而重大的任务。

        作为晚清名臣，骆秉章能够将上级的指示和地方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既恪守为官的原则，又能够体恤民情，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将原则性和灵活性融为一体，这在文中的捐输、漕粮、制钱、鼓励自由贸易等问题上都有所体现，这是其为官之道之一。领导者的重要素质之一就是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为官者，不可能事必躬亲，而是将合适的人才安置在合适的岗位上，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这方面，骆秉章做的尤为突出，他不但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而且在人才的栽培和保举上不遗余力，左宗棠、刘蓉等封疆大吏都是经由他的保举才飞黄腾达的，除此之外，骆秉章还打破条条框框束缚，大胆任用士绅，利用这些正直廉洁、知识层次高、富有政治热忱和责任感的精英人才来弥补政府官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骆秉章为官之道之二。骆秉章对人才十分爱惜，对有才能的官员经常破格任用、越级提升，而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和庸才蠢才，则体现出其威严的一面，他重视官员考勤，不但对管辖范围内的违法官员严加惩处，而且对辖区以外不尽职尽责的官员也不放过，刚柔相济、恩威并用，是骆秉章为官之道之三。官场也是人的交际场，人脉的作用至关重要，骆秉章善于利用各种关系来拓展自己的人脉，使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他非常重视与士绅建立良好关系，维护士绅利益，为士绅中的精英分子报效国家、光耀门庭创造条件，得到士绅阶层的尊重与支持，这是骆秉章为官之道之四。

        骆秉章生逢乱世，在大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能够恪尽职守、体察民情，真心为国家、为民众做好事、做实事，为民解决实际困难，颇为难能可贵。

        首先，骆秉章是湘军创建时期的高层决断者。人们一谈到湘军，似乎只把湖南人算在内，但是，作为广东花县人的骆秉章，则在湘军初创期作用显著。湘军的创建虽然是在张亮基督湘期间，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从兴办团练开始组建。曾国藩在组建湘军后的初创期，正逢骆秉章督湘，左宗棠是骆府幕僚。骆秉章作为湖南巡抚，官比曾国藩大，在湘军的组建问题和作战事宜方面，是最后的决断者。

        其次，骆秉章的指挥谋略和军事思想影响了左宗棠。按照左宗棠起草的骆秉章的奏稿、命令等公文，常常出现这是骆秉章提出、规划、强调和特别关注的，有许多内容反映了骆秉章在“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中的作用。

        第三，骆秉章有自己的军事著作。据一些研究者指出，骆秉章曾经著有《用夷图阵》的兵书，可惜我们还没有读到这部著作，是否已经遗佚，有待专家考证。骆作为在当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年代担任封疆大吏的高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撰著军事著作毫不奇怪。

        随着“实事求是”回归本旨以及“原点的呼唤”，晚清名臣骆秉章已被奠定应有的历史地位。近年来有关其研究在学界悄然兴起，尤以宣告成立的骆秉章研究会成为群体性学术自觉的符号。我们认为：晚清大变局、大转型时代背景下的骆秉章及其管理思维与领导艺术在当今亦颇有学术研究价值。

        骆秉章轻傜薄赋，兴利除弊；内修功务，外御强敌；匡危济世，力挽狂澜；廉洁勤政，举贤荐才；这让他深得朝野拥戴，成为清廷的中流砥柱。借助知识型与人性化的视角，管窥其施政轨迹，梳理其治国之章、修身之本和用人荐才的施政路径：“择高处立”——匡危济世的治国方略，“享下等福”——勤政廉政的立身准则，“向宽处行”——兴利除弊的从政哲学；寻找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实践的“接口”，从历史回溯构建当代价值体系、深化现代管理实践内涵，以期“经世致用”、资鉴当今。

        古为今用是我国管理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骆秉章社会底层出身，早年清贫生活，但他在逆境中千回百转，成就一身文韬武略的封疆大吏。从其施政路径中，我们看到了儒家的孔孟之道、道家的隐忍柔术、法家的法治严峻和墨家的重力兼爱；其管理思维与领导艺术背后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更给我们从现代西方管理知识型与人性化的角度探索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

        系统、深入、客观地研究骆公，对光大氏族文化、弘扬中华文明、传承内涵价值、探寻时代精神等都具有积极意义。在新媒体环境下，可主动通过微信息、微视频、微电影等媒介进行信息化传播，以构建和彰显骆秉章的当今价值体系。

        曾听外地朋友来广东后说“广东人没文化”。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希尔曾说过，人是一种文化动物，是一种能够利用特有的符号形式创造自己文化的动物。与其说广东人没文化，倒不如说广东人在以自己的特有形式创造和表达属于自己的文化。今天我们所谈的晚清中兴名臣之一骆秉章，他以自己的形式创造和表达属于他自身的文化，这种文化正如广东水的文化，水的精神。广东人儿时的“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的童谣声，那雨打芭蕉的场景，那赛龙夺锦、千年海祭、咸水歌等节日活动，所有这些文化都与一个事物交融在一起，即水。水是广东人童年难以抹去的回忆，水也是广东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身为广东人的骆秉章，具有广东文化当中水的风格：水往低处流，润物细无声，因而显得低调；同时，骆秉章身上还具有水的胸襟：低处纳百川，滋润万物，因而显得包容。正是由于骆秉章的低调与宽容，成就了左宗棠这一旷世奇才，也成就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当然，骆秉章的低调并不表示他无才，他知人善用、他的民主以及他高超的治理技巧等等，这些都是其才华的证明。骆秉章虽然低调，但我们不能以“低调”的方式让这种文化慢慢自行消失在广东文化视野中，要实现“中国梦”，中国需要千千万万像骆秉章这样低调却有一身才华、务实的人。

        晚清重臣、民族英雄、历史伟人左宗棠，涉足官场之初，曾在任湖南巡抚时的骆秉章手下当过幕僚。骆秉章与左宗棠，一个巡抚，一个幕僚，两人合作共事长达近七年之久。从左宗棠的作为中，可以看出骆秉章用人的高明。一是骆公有知人善任的非凡胆识，具体表现在在军事斗争上，骆秉章倚重于左宗棠；在整饬吏治上，骆秉章放权于左宗棠；在扭转财政困境上，骆秉章委托于左宗棠。二是骆公有容人雅量的恢弘气度。三是骆公有惜才护才的高尚情怀。骆秉章这位伯乐，不仅发现和选定了左宗棠这匹千里马，而且注意培养他，放手使用他，包容他，使其充分施展才干。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骆秉章，左宗棠不可能成为自汉唐以来对祖国领土贡献最大的一位民族英雄；如果没有左宗棠，巡抚湖南的骆秉章也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骆秉章与左宗棠的关系，实际上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从朝廷对骆秉章死后谥“文忠”，左宗棠死后谥 “文襄”看，“文忠” 谥号高于“文襄” 这一点就能说明，骆秉章其实是一个有大智慧、大本事的人。他的大智慧、大本事体现在他能驾驭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能心悦诚服地为他所用，为他效全力。试想，如果骆秉章是一个懦夫、一个无能之辈，以左宗棠的狂傲，他会忠心耿耿、死心踏地地为骆秉章效命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在清代的一些湘军史志文献中，在很多湘军人物的年谱、日记、书信录中，对湖南巡抚骆秉章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或用春秋笔法，或直接抨击，或并无恶意的潜意识挖苦，表面似乎突出了曾国藩为主的土籍湘军人物在逆境中的自我奋斗，实则损害了湘军的整体形象，体现出湘人心性的地域劣根性。主要原因在于：地域文化的自豪导致自负；仇官心态的潜意识反映；引喻失当。对一件事，本来有很多资料，但是，著作者只凭已之爱好，为观点服务，可用可不用的资料不用，一定要用的资料不用；此外，还有一些巧合因素造成。排除上述因素的干扰，我们发现，骆秉章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定位：

        一是骆秉章应归之于湘军统帅类的人物。首先，他是湘军人物；其次是湘军重要的统帅人物；第三是湘军初期在诸葛亮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湘军统帅。不能视之仅仅为湘军成立发展创造条件。二是当视之为西南地区湘军军系的创始人和最高管理者。三是应列入咸同中兴的几大名臣之列。既然是咸同中兴名臣指咸丰同治年间对大清的中兴最有影响的人物，自然骆秉章应该名列其中。不能因为其是广东人，就将其排除在外。

        由此，涉及到如骆秉章、李鸿章、朱孙贻、鲍超、塔齐布、多隆阿这样一此湘军中的客籍人物的研究，都要转换原有的角度，坚持实事求是，抨击主观臆断。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会减少湘军的光辉，反而体现湘军的兼容并蓄，与时俱进。

        如何客观公正地看待和评价骆秉章这一历史人物，本人认为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因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一方面，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盛世走向没落的时代，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受命于危难，和他的老乡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展开了生死决战，由此成为花都，甚至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奇观。另一方面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一生政绩卓著，口碑良好。主要表现在他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知人善任，为国家举荐了大量优秀人才；同时他自己在文治武功、文学书法等多方面也颇多造诣，被时人许为“奇才”。

        骆秉章抚湘督川十七年，支持和统率湘军对抗太平军，厘定了晚清中兴的大局。他为消除战乱，安定民心，区域大治，给予了人们安定的生活环境。同时，他为国家培养和举荐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从而形成了以落魂书生为主的一代湘军名将人才体系，他是一位能臣，也是一位忠臣，这是他对历史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