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骆秉章,花都在马鞍山公园的清风径雕刻骆秉章雕像,虚位以待的椅子象征骆秉章举贤荐才的品德。
骆秉章,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骆秉章无论是抚湘十载,还是督川七年,都尽忠职守、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改革吏治、整治经济,在湖南和四川两地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少年勤学大器晚成为官清正终得重用
骆秉章,原名俊,37岁时改名秉章。他出生于广东省花县华岭村(现花都区华岭村),后举家迁往佛山。在佛山,骆秉章之父骆珝元以经营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维生,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秉章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三,天资聪明。由于家境清贫,骆氏两个儿子辍学助父营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骆秉章的身上。社会底层的出身和早年清贫的生活,使其从小就为了求取功名而发奋读书。然而,骆秉章的求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嘉庆十七年(1812年),骆秉章19岁,他以第三名考中秀才。21岁至26岁期间,他在广州与佛山两地来回求学。27岁应乡试,骆秉章中己卯科第五十八名举人。道光二年(1822年),骆秉章第一次赴京会试,此次会试骆秉章虽无功而返,可京师繁华的景象使他眼界大开。道光九年(1829年),骆秉章再次赴京会试,可惜依然名落孙山。这回,骆秉章有点迷信宿命了,于是他到礼部呈请改名,改名为骆秉章,字籲门。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第三次上京会试,功夫不负有心人,读了三十多年书的骆秉章考中壬辰科第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他已年届不惑,可谓大器晚成。
骆秉章在京师做了16年朝官,最显赫、最荣耀的职位就是做过道光皇帝的侍讲学士,在朝野有帝师之尊,从而蜚声士林,享有极高的人望,因此咸丰皇帝和后来的同治皇帝对这位先帝之师也尊敬有加。在京期间,骆秉章不仅以学识见长,更以清廉著称。也因为清正廉明,他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数起数落。
作御史时,骆秉章就凭借稽查户部银库案的清正廉洁名噪一时。那是道光二十年,骆秉章奉旨稽查户部银库,库官告诉他,按照例规他们在收取各捐项时每一百两加收四两,作为酬劳,“你在此当一年的查库御史,大约有二万金的额外收入。”谁知道骆秉章说:“我已受朝廷俸禄,这些额外之财,我分厘不敢接受,我也不想受人挟制,你们干这种勾当,即使不碍公事,也应酌量。”同时他吩咐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准取索分文。得知此事,道光皇帝召见时对他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汝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自此道光信任有加,骆秉章先后出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和云南布政使。
胸怀大义为官有道
轻徭薄赋兴业除弊
1850年,年近六十的骆秉章被咸丰皇帝外放湖南,位居湖南巡抚,在太平军起事之秋,他轻徭薄赋,善待子民,重用人才,兴业除弊,内修政务,外御强敌,指挥若定,力挽狂澜,成为湘军和清廷的中流砥柱。无论是担任湖南巡抚还是四川总督,骆秉章都大力整顿吏治。担任湖南巡抚初始,他就弹劾行事鲁莽的茶陵知州李光第、行为不检的湖南拣发知州长惠等人,湖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四川期间,骆秉章对不守军纪、贪生怕死的将领给予严厉处罚,如参将尹士超不遵守命令,擅自行动,遭到处分;四川布政使祥奎收受贿赂,被骆秉章弹劾,革职查办。骆秉章不但对辖区内的不良官吏严加治理、惩处,对其他省的问题官员同样不留情面。甘肃提督陶茂林所辖部队因军饷遭到拖欠而哗变,南下四川扰乱正常社会秩序。骆秉章十分气愤,上书朝廷弹劾陶茂林。
整顿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他任职的湖南、四川两地吏治清明,贪腐并非完全没有,但较之其他地区大有改善。他不拘一格任用贤能,经他的举荐,一批有才能、有抱负的官员得以快速升迁,如左宗棠、王鑫、胡林翼、刘蓉、蒋益澧、江忠源、萧启江、刘长佑等一大批精英人才,他们日后大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骆秉章还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骆秉章担任湖南和四川地方大员时期,正是太平天国与清政府混战期间。当时湖南水灾频发,造成粮食减产。为了充实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少地方政府要求农民缴纳银两来代替粮食实物,这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只能拖欠粮食缴纳,甚至引发暴动。
为了解决这一重要的民生问题,骆秉章核减钱漕,禁止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从中牟利,设立专门稽查机构,选派廉洁士绅负责监督收缴漕粮,减轻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压力。那时,骆秉章还解决了湖南食盐短缺难题。当时湖南70%的州县都食用淮盐,由于战争的破坏,官府又垄断食盐贸易,导致盐十分贵。为了解民困,骆秉章在湖南增设盐茶局,对民间盐和茶叶的买卖加以管理,由官府疏通销路,推动民间盐茶贸易的发展。这不仅调动了民间自由贸易的积极性,解决了食盐短缺、茶叶销路不畅的问题,又通过征收盐税和茶税,增加了政府收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在四川,骆秉章发现税目繁多、税费过重,于是命人详细考察各地的税收,防止贪官污吏私自增设税种盘剥百姓。看到民众因为连年遭遇战乱和起义暴动而十分清贫,压力巨大,骆秉章便奏请朝廷减轻四川赋税。他对贫穷落后的城口、松潘、理番等23个州县免于捐输,而对田产丰厚的地主富农,则要求其多捐银并给以封赏。
1853年,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大量印刷大数额纸币,导致通货膨胀,金融混乱。面对失控的局势,骆秉章当机立断,果断终止执行朝廷错误的政策,坚决停止铸造发行大钱,以八成制钱收缴大钱一千的比例回收已经发行的大钱,以此稳定了湖南的金融形势。面对朝廷的错误能够坚决抵制,这彰显了骆秉章作为一代名臣“不唯上,只唯实”、坚持原则、爱民如子的可贵品质。
入主湖南时间最长的封疆大吏
骆秉章是近代以来外省籍人主政湖南时间最长的一位封疆大吏,骆秉章积十年之功经营湖南,力撑曾国藩组建“湘军”,促使湖南的政治地位和士人名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政局相对稳定、百姓相对安宁。当时湖南政界就有时评:“骆公治吾湘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湘楚福星也。”
虽然骆秉章远离京师,但朝廷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都要问计于他。与此同时,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均会事先征求骆秉章的看法,当时政界有评:“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其政治地位同曾国藩旗鼓相当,可见两位政坛巨擘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何等的重要。
被川民比作诸葛亮
多年辛劳征战使骆秉章眼疾加剧,骆秉章多次请辞回家,皇帝却以骆秉章“老成硕望、调度有方”为由不予获准,仍让他“力疾视事”,仅赏以短假调理要求其继续任职。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骆秉章病逝于任上,终年74岁。骆秉章逝世消息一传到民间,民众自发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连绵不断。因悼念场面太过盛大,官府怕生出事端,因此加以限制,结果惹怒了百姓,差点闹出一场风波,因此《清史稿》也评价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诸葛亮作为三国时的蜀国丞相妇孺皆知,韦皋则是唐代名将,长期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长达二十余年。孔明与韦皋是四川民间口碑极佳的古代名臣,百姓把骆秉章比作诸葛亮和韦皋,足见骆秉章治川功德深入人心。骆秉章逝世后,湖南和四川民间均自发建起宗祠,供世人瞻仰和纪念。
身后只余白银八百两
骆秉章身为封疆大吏、湘军统帅,为官领军数十年,虽然军功卓越,地位崇高,权倾一时,却是一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官员,加上他平日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经常接济同僚和穷人,其清贫令人难以置信。在他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官俸银。崇实大为感动,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乡。这在晚清政坛极为罕见,左宗棠也被称为清官,还留下了二万五千两存款,李鸿章的遗产更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天文数字,而骆秉章只有八百两。